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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南京之后到了北大，在北大选择了半工半读。他和另外三个人早晨在学校附近卖豆浆、卖面包，借此来支持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逐渐开始给一些报社投稿，最早（给报社投稿）是在1933年，父亲24岁。当时他还不能算是记者，他只是给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说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等报纸）投稿。没想到他的稿子大多都给发表了，父亲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后来加入了《大公报》，正式涉足新闻界。从那时起，一直到1952年父亲担任国务院文教系统的领导工作，一共是19年，这19年的新闻生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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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父亲的新闻生涯之中，有三个最为关键的阶段。第一个就是西北之行，时间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当时父亲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他觉得大西北很可能就是今后抗日的大后方。因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又在东南沿海逐渐侵占中国，父亲觉得西北这些偏僻的地方会成为抗战的根据地，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些地区的情况。第二种考虑是，父亲想了解一下当时红军的动向，红军1934年10月从瑞金北上开始长征，之前父亲只是看过一些有关红军长征的小册子，不是很了解，所以父亲产生了到西北去考察的想法。于是父亲就跟《大公报》商量，说自己想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到西北去，《大公报》只需要给他一个记者的身份，旅费由他的稿费支付，对于他的报道，文责自负。

《大公报》同意之后，在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从成都出发，越过祁连山，跨过贺兰山，最北到达包头，东部到达西安，西部到达敦煌，行程四千多里，只身进入荒漠之地。其间父亲骑过马，坐过汽车，乘过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当然还包括步行，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六个省。车马小店、寺庙、贫民百姓的土房子、当地土司头人的帐篷，父亲都住过。父亲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士，对于西北的经济情况、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军阀争战和风土人情做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报道。父亲这些报道后来编成了《中国的西北角》，由于文章描写生动，涉及的面非常宽，里面又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成书之后非常受欢迎，连出七八版都抢购一空。

与当时其他记者不同的是，父亲在发回的报道中直接称红军，而对于剿匪则加上引号。父亲的报道让民众知道了中国还有一种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国统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读到之后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父亲的文章，张爱萍将军在世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当时将军在天全县最初看到父亲文章的情形。张爱萍将军读到父亲对于红军动向的分析的时候不由地赞叹：想不到一个党外的记者，尤其是国统区的记者，居然能够分析到红军的动向，而且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后来张爱萍将军见到我父亲的时候还特别说到这一段往事，说跟父亲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父亲收获非常大，他最初的愿望也完全实现了，然而这时父亲的西北之行并没有结束。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父亲千方百计地从宁夏赶到西安。当时西安已经被封锁，父亲拿自己的一顶非常好看的毡帽和斗蓬跟守城的士兵交换，才进了城。

1937年的2月3日，父亲进入了西安。第二天，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给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政策和道理，让父亲“豁然开朗”。后来父亲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经过周恩来的联系，延安方面同意了父亲的要求。2月6日，延安方面派罗瑞卿和博古专程陪同父亲向延安进发。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国统区的记者到达过延安。

2月9日下午，父亲参观了红军大学，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红军的领导人。当天晚上，父亲到了毛主席的窑洞，据父亲回忆，他那天晚上跟主席进行了“彻夜长谈”，长达10个小时，基本上是通宵未睡。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顿开茅塞，豁然开朗”。父亲非常兴奋，当时就想留在延安学习和考察，然后写几本书。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主席之后，主席认为他在国统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劝父亲回到国统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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