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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打开门时，首先看见的是扎赫，她舒服地躺在马蒂亚的怀里，正摆弄着自己的头发。感谢上帝！接着，在孩子们的房间里，我找到了利兰，他正安静地待在玩具垫上玩乐高积木。我返回到客厅，马蒂亚仍跟我回来时一样，坐在那里没动。

“是乌里，”马蒂亚说道，“他遇到些麻烦！”我哥哥乌里？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他是一名运动员，特别喜欢剧烈运动。难道是在打篮球时一条腿骨折了？抑或是两条腿？我马上拨通了基布兹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是心脏骤停，当时乌里正在游泳池里游泳，病情发生后被送到了萨费德的医院。“他现在的状况如何？”我急切地问道，然而对方没有回答。“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开车过来！”我大喊道，几乎不能呼吸。“你可以来，但基布兹正在安排抢救。”

安排。从这个词我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我记得那会儿我的反应是目瞪口呆。当时，乌里正在游泳池里和他12岁的儿子基列比赛，基列是他五个孩子中的老三。基列意识到父亲不对劲，设法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立刻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显然乌里的去世并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后咨询了一位在基布兹生活的军队医疗员。年轻的医生遗漏了一些症状，并没发现我41岁的兄弟有什么生病的迹象和身体不适。因此，乌里也就没在意，接着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观美化工作，然后赶到泰尔海参加基布兹管弦乐队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单簧管。乌里一直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健康，他从离基布兹两公里的地方下公车，这样就能跑两公里到家。在年轻人组织的游泳比赛中，乌里好胜心极强，压根就没打算给基列一点点机会。确实，他那天早上感觉到了疼痛，但医生告诉他不用担心，然而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需要紧急救护时，住在黎巴嫩边境就显得非常不方便，离急救中心太远了。

那一年，我31岁，有两个孩子，进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后，乌里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也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说我太小了，之后他又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都成年后，10岁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我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经常欢迎我和弟弟阿姆农去他家做客，我们在基布兹度过了很多的假期，并经常在那里一起庆祝家庭聚会。假期里，我们有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伦理、道德、平等相关的严肃话题，这些后来都成了家族的传说。乌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领域，而在他眼里只有黑与白。我们俩喜欢激烈的争辩，而其余的家人在享受甜点的同时，耐心地看着我们唇枪舌剑。偶尔，他有事的时候会来特拉维夫，我们彼此会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机会。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乌里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着真令人痛心。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死于心脏骤停——真是个可恶的词。

那种父亲去世后让我无法摆脱的愤怒，那种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愤怒，变得愈发深刻、愈发强烈。我觉得我会爆炸。为什么是乌里？该死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世界上还有公平吗？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心中那种暴力的倾向，一种粉碎、破坏和损毁的冲动，我指责天地，指责父母。也许我很生气爸爸把心脏病遗传给了乌里，也许我对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没有预兆地抛弃了我们。我不再去拜访他们的墓地。不论是马蒂亚，还是孩子们和阿姆农，没有人可以安抚我内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身上潜滋暗长，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照顾乌里的家人直到后事都安顿下来，并且经常去看望他们。即使我专心照顾柏卢丽雅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那种令人不快的悲痛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在伊朗度过。当那里的海军项目成功完工后，我们在伊朗拥有了无限的机会，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游艇俱乐部，因而业务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我们办公室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文化传统、地形特征、定价体系以及运用合适材料方面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个原创性的计算机模型来评估给定项目的可行性，即EO——经济学计算机模型。定量分析已经成为我擅长的专业领域，而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