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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的好运来了，而且还不止一次，是两次。暑假期间，我在国外旅行时，遇见了一个女孩，并为之倾倒。回到以色列后，我们继续来往，但唯一的问题是，她的学习和生活都在耶路撒冷，这使我们的爱情之路很艰难。直到幸运女神的再次眷顾，我遇到了另一个住在海法的可爱女孩。因为我现在有两个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女友，生活变得有点复杂。两个女友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并接受了这种安排——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当我遇到马蒂亚的时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候，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我：我的“海法女友”和马蒂亚是室友。

马蒂亚认为我没有认真地对待两人的感情，但是我对她是真心的。我和那两个女友分手后，使出浑身解数开始追求马蒂亚。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向她倾诉了自己之前的遭遇，这确保了我的开场白是成功的。然而，顽劣的名声却如影随形。

在我第一次去马蒂亚家时，她母亲以斯帖·密尔瓦斯基·皮莱格博士，同时也是一名牙科医生，把我拉到一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女儿对这段感情很认真，如果我真正地对她宝贝女儿感兴趣，那么最好是改掉自己的恶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伴随着口吃和脸红，我还是试着向她解释，我已经改变了我的处事方式。大约一个小时后，马蒂亚的父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以极大的热情申明道，他爱他唯一的女儿胜过一切，并会不遗余力地确保她的幸福。他以一种警告的方式说：“每周我都会去海法，确保马蒂亚一切都好。”马蒂亚的父亲是一个化学家，他曾加入了哈加纳（译者注：这是一个地下军事组织）——以色列建国前的国防部队，并掌管成千上万的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文职人员。因为精通劳动法，加上随和的态度，他在这个职位上有着堪称完美的表现。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他，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因为在我们“谈判”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追求马蒂亚的许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并没有领会到谈判的艺术。当以优异的成绩完成高中学业时，我决定尝试申请军队的特殊学术课程，即阿图岛奖学金计划。我想，如果没有获得批准，我将回到青年运动，并与我的朋友一起加入纳哈尔旅团（青年先锋战斗队，其中结合了军队服务、养殖，以及后来的社区工作）。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别无选择。我与青年运动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好一阵子。起初我是一个积极的成员，跟随着我哥哥乌里的脚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支部委员会退出，甚至还被认为是叛徒，就因为我周五晚上是与来自于侦察营的新女朋友一起度过，而不是与我青年运动的同事在一起。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特立独行每时每刻都对青年运动的“集体意志”形成挑战，好像要突破彼此的边界而针锋相对。

1961年，以色列国会也就是众议院举行选举。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但既然我已答应过父母，我只会在业余时间工作，因此我决定把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招聘专员为以色列工人党工作。有人递给我住在特拉维夫的佛罗伦萨地区的人员名单，一连好几天，只要一放学，我就对名单上的家庭进行逐一寻访，标记出每个家庭成员是“党员”、“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这样工人党就可以知道它的选民在哪里。这份工作将在选举日那天结束，这个时间点与我青年运动的下一个宿营计划有点冲突，那个计划是在选举日三天前开始。我向宿营组长解释了这个情况，并请求允许我稍晚一些赶到内盖夫的营地。“不行，绝对不行！”他愤怒地回应道，“纪律就是纪律。按照约定你将会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去……没有任何例外。”然后还继续挖苦道：“为什么你总是与众不同呢？”随后我离开了，没有设法去达成妥协。该小组按计划动身前往营地，我继续为工人党工作，就在这时我加入了工人党。

我记得，就是那一次，我被小组委员会拷问，这是一场由同志们组织的审讯。大约在我抵达营地的三天后，委员会召集了会议，叫我来澄清理由。听了我的解释，他们没有任何客气的言语，直截了当地把我从营地驱逐了出去。有多数票反对我，结果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去营地，当然是确信事情会有转机。我带着满满一箱子好吃的东西，足以让我维持一个月的时间。我不可能在三天后就回家。我该怎么和我的父母解释呢？很快我就决定拖延时间，这对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拿着行李箱，去了比尔图维亚村我舅舅兹维的家，他是我母亲的哥哥。他看到我进门时大喊道：“太好了，你来这里！”而且，没有纠缠着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