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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仔细观察这个新的环境时，忽然，听见有人操着东北口音喊：“730930号张泽石，请到联队部来。”喊我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长着络腮胡子，穿戴整洁的“俘虏官”。

他把我带进联队部，负责押送我们的美军少尉对另一位美军上尉说：“这就是张。”又对我说：“本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根据他的朋友泰勒上尉对你的介绍，希望你能协助他的工作。”

我转向史密斯上尉，用英语说：“上尉阁下，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史密斯微笑着说：“你来担任我的翻译官好吗？”

史密斯的个子超过一米八，年近50岁，金发碧眼，看样子他也是个职业军人。我微笑着点头同意。

史密斯把在屋里的联队部的同事介绍给了我。刚才喊我的是联队书记长郭乃坚。联队长叫应向云，联队副叫王福田。联队部有两个翻译，一个叫高化龙，另个叫安定元。还另有一个叫杨永成的小鬼担任通信员。他们都友好地向我点头致意。

我总算实现了第一步计划：利用我的外语能力，占据一个有利于斗争的位置。就这样我的集中营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接上关系

两天以后，我利用翻译官的地位，很快在第六大队找到了赵政委要我联系的师宣教干事金甫同志？他以战士身份隐蔽在一个小队里，个子本来就小，又穿得破破烂烂。很不容易为人所注意。

在一个帐篷角落里，我把赵政委的指示传达给他。他很高兴，立即向我详细介绍了86集中营内的斗争形势：

这个联队共有8099左右难友，分成了6个大队。其中，第一、四、五大队的大队长分别为王刚、戴玉书和岳天洪，他们都是坚决要求回国的好同志，因而这三个大队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另外三个大队的领导权则大部分在叛徒手里。叛徒们还掌握了“P。G。队”，即联队警备队和“CIE”学校。好在伙房和医务室全在我们手中。联队部目前处于中立状态。一个月前美军管理当局曾把72集中营的联队副、在东京受过训的大叛徒李大安调来当86的联队长。我们动员了以戴玉书为首的“弟兄会”的力量将他狠狠揍了一顿，吓得他自己要求调回了“72”。现在联队部的工作人员公开表示“严守中立”，不介入营内的两派斗争。

谈到这里，他高兴地说：“你来了，太好了！你就首先争取联队部工作人员向我们靠拢，成为‘自己人’，这对咱们开展斗争十分重要！”

我表示一定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我又问了目前营内咱们的地下组织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尚无统一的地下斗争组织，有一些自发的地下党团支部，因时间短，还未全部联系上。

“目前我们采取了地下和公开相结合，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比如四大队的曹明、时占魁他们组织了秘密的党支部，又把戴玉书的‘弟兄会’争取了过来。‘弟兄会’则用‘反虐待争温饱’的口号，团结了上百名坚持回国的难友。叛徒们对这种类似于袍哥和青红帮的组织，一时还未弄清它的政治面目。叛徒们也在发展‘反共抗俄同盟’，自以为可以向其主子表示效忠，但完全自愿又敢于公开参加的人并不多。当前集中营内双方尚末分胜负，一些动摇分子尚在观望之中。”

金甫最后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正好抓紧时机发展斗争力量，咱们要争取把集中营内的控制权从叛徒手中完全夺过来。”

听了这些情况，我十分激动，为即将来临的这场斗争而跃跃欲试。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所面临的这场斗争的严酷性。

掌握联队部

我开始了争取联队部成员的工作。

我们联队部成员单独居住一个帐篷，比一般战俘住得宽敞多了，半个帐篷作为库房，堆了些旧军毯、旧军服、牙刷、肥皂、手巾和没有牌子的香烟等杂物，半个帐篷住我们六、七个人，垫的、盖的都比一般战俘厚些。

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两个翻译和书记长身上，努力观察他们。好些天我难于从那一本正经的终日只谈具体事务绝对不谈“国事”的外表下，看出他们真实的内心活动。看来，他们对我也怀着戒心，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主动出击。

于是，当早晚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的时候，我故意不经心地哼几句歌曲的旋律，如：《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走，跟着毛泽东走》等等在部队流行的歌曲，好看看大家的反应。但既没有人来应和，更没有人偷偷来请我唱下去。显然，这里的环境要比釜山十一收容所复杂和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