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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桐保守顽固，对一切洋玩意儿，一概深恶痛绝。有一次看到他的儿子，已经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着雪茄烟从他面前走过，立刻勃然大怒，训斥道：“我还活着，你都这样；我死了以后，一定禀明阎罗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并罚儿子跪在太阳底下暴晒。

戊戍政变之初，张元济赴贤良寺谒见李鸿章，劝说“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京，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来与洋人议和。李经沪北上，张元济求见李，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们小孩子懂什么！”

1898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俞樾耿耿于心。后来章太炎剪辫子，发表系列仇满言论，更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适逢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来拜望老师，俞樾藉此怒斥道：“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段痛骂，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学太祖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一方面写下《谢本师》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

伦敦事件后，康有为认为，把自己的名字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是一件极冒险的事。他的弟子麦孟华还据此事件把孙斥为“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

早在1895年，孙中山和康有为就联络过。那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广州起义，他派陈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为。陈少白正好和康有为住在了一个客栈，仅仅一房之隔，于是孙中山的特使和康有为有过一次“颇欢”的谈话，谈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国政府之事。但到政变失败，康梁出逃，孙中山有意与康有为合成一股力量时，康有为的回答让孙中山吃惊不小：“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沐猴而冠，再行跪清之礼，梁启超指责康为“首造逆谋”，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在事后更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荣庆赞袁世凯：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下罪己诏，开党禁，解散皇族内阁，任“袁总理”，荣庆充任顾问大臣。此时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的民国政府已无意约束袁世凯，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折，无法发挥作用，大多数人如黄兴等极力主张跟袁妥协，汪精卫则怀疑孙中山有名利思想，“当面斥孙公”，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袁世凯把孙中山请到北京，给以总统般隆重礼仪相待。一个多月时间，谈话十余次。孙每次讲话，袁总是随声附和，谦恭异常。孙说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连声赞同，以至孙起了疑心，问梁士诒，梁沉思片刻答说：“先生为南方人，总统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总统并不觉得有何不可。”孙听后恍然，打消对袁的疑虑，对袁说：“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希望您当十年总统，十年之内我筑成铁路二十五万里，您练精兵五百万。”

宋教仁临终前致电袁世凯，对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宋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在上海时，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人们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辜在外交方面很卖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