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2/4 页)

郎。”

范旭东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设施仍很重视，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宿舍、补习学校等。有一次黎元洪总统到其厂参观，称赞他们的工人福利办得好，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邢宝斋为段祺瑞家仆，对段的发迹不以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当年在段父军中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段总不改，邢气极了，就说：“你这个鸟样！”邢总说这些事，有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卖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1918年冬，李大钊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举行的。成舍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集会，散会后他跑到第一宿舍（沙滩北大东斋）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人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没有去参加过。

1919年冬，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工作之余常向大学教授、学生领袖们请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几十年后，记忆犹新，他跟人说，当时不仅傅斯年、罗家伦这样跟他年龄相当的学生领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

司法总长罗文干“金法郎”一案导致王宠惠内阁出现危机。在这个好人内阁辞职前夕，几位重要的阁员自王宠惠以下，如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内政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齐集在顾维钧家中，商议应付罗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汤尔和的态度最激烈，主张全体辞职援助罗氏。王、顾比较温和，因汤为医学博士，王对汤说：“你是医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国！”书生论政，一时传为笑谈。

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胡适好谈政治，而所谈多搅浑水。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