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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老舍的话剧《红大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这个剧本，以北京某胡同一个大杂院的居民（主要是妇女），在“大跃进”热潮中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为题材，力图表现街道居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作家未能摆脱泛滥一时的狂热与幼稚，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剧中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耿兴久有这样两句台词：“想到就能作到，就怕想不到！”“共产主义就不远啦！”即可显示剧本在思想倾向上的缺点。这自然反映了作家当时的认识水平，但是《红大院》的缺点，主要是现实生活提供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一九五九年写的《女店员》和《全家福》虽也是以一九五八年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头脑，这时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说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红大院》中表现得比较淡薄的话，那么在《女店员》和《全家福》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则基本上恢复了，尽管这两个剧本的艺术描写，还没有天然浑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样，然而那种人工的痕迹以及图解概念的倾向，毕竟少得多了。

《女店员》取材于商业战线女售货员的生活。剧本通过对几个年青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商业工作，创办妇女商店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妇女解放问题，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方珍珠》、《龙须沟》、《红大院》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女店员》更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老舍写妇女，有一个特点，即很少写女知识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写的大都是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老舍所以特别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的命运，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老舍幼年丧父，母亲与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从母亲与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优良的品德，得到了温暖幸福的爱，同时也体会了旧中国妇女苦痛之深重。因而，建国以后目睹新中国妇女的成长、变化，老舍感触十分深刻。他说：“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方珍珠》和《龙须沟》主要表现新旧社会更替时妇女政治地位的变化，《女店员》则主要写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之后，思想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表达，作家在剧中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妇女形象。它的妇女形象系列，大体上可分为两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卫大嫂为一组，余母、齐母为一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是年轻有为的姑娘，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当一些人瞧不起商业工作时，她们决心去站柜台，当售货员；当一些人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低估妇女的作用时，他们决心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妇女争点光”。热情、积极、活泼是她们的共同性格特点。同时她们又各有个性。余志芳自小受苦，曾经在私营小店里打杂，既受过小业主的白眼，又饱尝过母亲与嫂子的歧视，她大胆泼辣，勇于反抗。宋玉娥母亲早亡，她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宋爷爷正直、开朗的性格影响了玉娥，而老爷爷的宠爱，又使她略有娇气。齐凌云是初中毕业生，在三个姑娘中文化水平最高，家庭生活条件也最好，母亲的溺爱，使得她性格有些娇弱。但是她聪明、美丽、有进取心。在困难面前，她虽不象余志芳那样刚强，却也很少退缩。总之，这三个姑娘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卫大嫂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她沉稳、坚定、有主见，为了从家务劳动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走向社会，她既要说服有点不大爱劳动的丈夫，又要说服闲惯了的婆婆，还要把四个孩子安排妥善。作者为这个人物设计了较多的困难，是想把她写成一位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的形象，并通过她冲出家庭去作店员一事，为广大城市家庭妇女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