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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出路。剧中的郑书记对卫大嫂说：“你有四个娃娃，你会叫家庭妇女看明白一条新道路，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而是一件有关妇女解放的事！”这就是说，只有象卫大嫂那样出去参加工作，才算家庭妇女的“新道路”。显然，作家通过卫大嫂的形象刻划所表达的这一思想，是对“妇女解放”的一种片面认识。思想的片面性导致了形象刻划的图解倾向，所以，卫大嫂的形象并不成功。齐母和余母都是老一代的妇女，有较多的旧意识。齐母追逐名利，余母重男轻女。作家对她们的描绘，虽然用墨不多，但是较比生动。这说明，老舍对老一辈妇女比较熟悉与了解，描写她们，较为顺手。作为一个喜剧，《女店员》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显示了老舍的幽默风格。这个戏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在某些地方仍有“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其次，在肯定妇女商店的同时，剧本又提出将所有男店员都抽调去支援工业生产，这一提法也有片面性；另外，这个剧本场次太多，有些人物可有可无，结构较为松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写于《女店员》之后的《全家福》，取材于人民警察热诚地帮助人民群众寻亲觅友的事迹。剧本所写的运输工人王仁利一家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是颇能催人泪下的。王仁利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打了一个日本兵，之后就逃到张家口谋生。他托一个铁路警察从张家口往北京家中捎钱，警察骗了他的钱，并告诉王家说，王仁利死在张家口了。王仁利的母亲本来就和儿媳不和，便趁机不讲情理地将王仁利的妻子王桂珍（后改名李珍桂）轰出家门。王桂珍走投无路，去投奔王仁利的弟弟王仁德，王仁德无力养活她，将她卖给一个姓李的人作妻，李不久病逝，王桂珍将李的独生子李天祥抚养成人。王仁利与王桂珍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在王桂珍去投奔王仁德时，将十岁的女儿招弟儿（后改名王秀竹）托给一个朋友照应几天，不想，这个朋友不是好人，趁机将招弟儿拐卖，招弟儿在十三岁时，被人糟蹋，陷入火坑。他们的儿子小马儿（后改名王新英）原为祖母收留，祖母在解放前去世，小马成了孤儿，在孤儿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解放后被送进教养院，由人民政府抚养成人。北京解放后，王仁利回到家里，得知妻子改嫁，儿女失散，悔恨不已。王桂珍虽然在解放后得知王仁利未死，但总觉自己是“改嫁了的活人妻”，无脸相认，也不敢相认，内心充满了深深的隐痛。一九五八年，人民警察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首先使王秀竹、王新英姐弟二人相认，而后又使王仁利夫妻相见，全家团圆，被拆散了十五年的亲骨肉，终于过上了全家福的美满生活。据老舍自己说，剧本的基本情节是从许多资料中经过选择、集中，重新组织而成的。作家笔含激情，通过这个悲喜交集、曲折感人的故事，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了突出这个主题，老舍在戏剧结构上苦心经营，巧作剪裁。他并不从王仁利一家在旧社会的失散写起，从头叙述故事，而是将故事拦腰截断，直接从解放以后人民警察主动为王秀竹姐弟寻亲起笔，而后引出王仁利一家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过去的情节，作家一律作暗线处理，通过人物的回顾进行交代。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下，作者就可以腾出笔墨，比较细致地描写人民警察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描写井奶奶、李天祥、丁宏、沈维义等人对“寻亲”一事的关怀，从而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老舍说：“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全家福》这样处理题材，突破了当时较比流行的一般化地进行今昔对比的套子，而有了新意。作家在写“这种变化”时，又注意表现题材本身所包含的人情味，注意在情节安排上设置悬念，这就使这部作品对读者《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超过了《女店员》。由于偏重于叙述，偏重于在情节安排上用力，所以《全家福》的人物性格刻划，显得薄弱，这一点与《女店员》比起来，就逊色了，与《龙须沟》、《茶馆》比起来，相差就更大一些。

一九六○年，为纪念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老舍写了四幕话剧《神拳》（最初发表时叫《义和团》）。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它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和洋教堂，有时也兼及当地的官府。十八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