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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曰：“人跟人之间，相处之道，唯有信誉仁义而已。而履行信誉仁义，也只有人与人相处，才用得着。从没有听说有人对虎狼蜂蛇也讲信誉仁义的。楚王国固是祝融的后裔，而且由周王朝初叶君王分封爵位（子爵）。宋国国君（襄公）子滋甫尊奉信誉仁义，跟它们结盟，更严守信誉仁义，跟楚王国作战，结果军事失败，身受重伤，为西汉王国带来羞辱。对楚王国这种人，还不能跟他们讲信守义，何况其他那些跟野蛮民族混在一起，而又螫人咬人之徒。楼兰王表面归顺汉朝，暗地里却充当匈奴的间谍，傅介子执行皇帝诏书，加以诘责，楼兰王也承认他的罪行。问题是，野蛮民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来一个当面屈膝。不久，匈奴汗国的使节，就又到了楼兰。汉朝如果信任他的归顺，而推诚相待，必然受他的诈欺。如果因怀疑他的归顺是假的，而出动大军###，既劳师动众于千里绝域，使汉朝疲惫；而楼兰势将要求匈奴援助，合力抵抗，汉朝军队受到挫折，不得不屯兵在坚城之下。这就是宋国国君子滋甫泓水之战的覆辙。傅介子计诱楼兰王，斩下人头，威力所及，夺取他们的魂魄，使匈奴胆寒，是何等的伟大勋业！因之，我认为，对于野蛮民族，诛杀他们的生命，不能称之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物，不能称之为不义；用阴谋诡计引诱他们，不能称之为不信。为什么？只因为信义这种高贵的行为，是‘人’跟‘人’相处之道，不是‘人’跟‘非人’的野蛮人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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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非人”（2）

霍光跟傅介子共同策划的这项对外国君王的谋杀行动，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下流行为之一。司马光已从道德、法理、政治三方面，发出严正的抨击。然而，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却狠狠掴了司马光一个耳光，认为司马光的主张不切实际。

王夫之对人类用的是二分法，一类是“人”，一类是“非人”。中国人——而且是狭义的中原人，连楚王国都排斥在外，是“人”；而其他芸芸众生，全是“非人”。仁义道德是中原人的专利，只可以专门对内使用，对外就要发挥兽性，肆意诈欺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听起来好像是希特勒在那里发表讲演，使人发抖。王夫之不过一个平庸的知识分子，如果他掌握大权，制造出来的灾难，恐怕超过纳粹。纳粹也是二分法，雅利安人是“人”，犹太人是“非人”。用最僵硬的公式强加到万物之上的人，头脑一定简单，性情一定粗暴。

文化人为了加强论据，而故意扭曲历史，跟政客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故意扭曲历史，同样使人浩叹。宋国国君子滋甫之不断地栽到楚王国之手，跟信义无关。子滋甫用诈术跟楚王国结盟，想利用楚王国的威望使自己成为霸主，被识破诡计，丢人砸锅。不是失败于他有信义，而是失败于他智商太低，竟企图狐假虎威。

一口咬定看着不顺眼的人是“非人”，这是为强梁世界制造屠杀的理论根据。西域本是和平的国土，匈奴跟西汉王国先后闯入，带给他们噩运。王夫之活像一个地痞流氓，认为只要有一把枪在手，你就应该乖乖听话。楼兰的国格跟西汉王国相等，为了谋求国家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为什么非效忠西汉王国不可？春秋时代，郑国位居中原，不得不同时对晋楚两面讨好，谁强大，就服谁。楼兰王曾向西汉王国哀告，说明他们受不了两大强国的压迫，要求取消独立，举国内迁，是西汉政府不许。西汉王国还打不过匈奴，有什么理由和颜面，要小国寡民的楼兰跟匈奴对抗？儒家系统以“恕道”自吹自擂，一旦遇到弱小，“恕道”可就没有了。“恕道”遂成了专门乞求强梁手下留情时用的符咒，对弱小连一星点也不肯施舍。然而，最可怕的还是王夫之的断语，对于“非人”，“诛杀他们的性命不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产不为不义，欺骗他们跳入圈套不为不信”。这种褊狭的胸襟，孕育不出崇高的人道精神。

谈到胸襟——健康的心灵和健康的包容，可以在司马迁身上找到。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地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司马光已被酱得不能望司马迁的项背，王夫之更像一条虫蛆，不能望司马光的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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