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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设。国际奥委会从组委会那里得到的资金很少，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组委会分给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是提前支付的，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笔钱，而且当时美元的利息高达17％，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由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这次奥运会也会得到报复。大家都在猜测，认为苏联要对美国进行抵制，以牙还牙。报纸上不断地重复着“抵制”这个词，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因为里根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而顿时紧张起来。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军备竞赛升级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与我的恢复奥运大团结的观念相抵触。更有甚者，一些人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给局势火上浇油。因此，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主席是惟一授权的发言人。看来这一措施暂时缓解了紧张气氛，1983年7月斯巴达运动会开幕式前，就连苏联部长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饭店接见我时也表示，抵制一词不存在于苏联，他们不想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这番话听起来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一点也不相信。奥运火炬到达纽约那天下着雨，气氛很忧伤。早上我接到国际奥委会新闻部何塞·索特罗的电话。我即将动身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一盆凉水浇到我们头上。那位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新闻官告诉我苏联奥委会正好在那天早上召开会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倾向于要抵制这次奥运会，对四年前西方国家的抵制予以报复。消息得到了证实：苏联及其卫星国决定不参加本届洛杉矶奥运会。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并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参加此次奥运会确实让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您觉得这怎么样，主席先生，我写一封信给契尔年科总书记，邀请他和我一起出席奥运开幕式？”他这样问道。从里根总统的话中，我隐约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时间我心里的希望点燃了。我不希望他怀疑我们的态度，于是立刻回答：“我祝贺您，总统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建议。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去克里姆林宫将信交给他。”此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道：“总统先生，您刚才提的建议最好再仔细研究研究，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总之，他强烈地警告了里根总统。我们继续谈话，但是说实话我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着里根刚才高声提出的建议。由于我们没再谈论此话题，而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觉得应坚持刚才那个新建议，说不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开始我们所说的由我去转交您给契尔年科总书记信的问题……”

于是，里根总统带着他那好莱坞式的微笑，什么也没说，更确切地说是他意识到他的外交顾问认为送信的主意并不太合适。就这样，一个可能解决抵制问题的方法失败了。抵制的理由是保护要来洛杉矶的运动员的安全，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因为虽然运动员们最终没有出现在运动会上，可他们（苏联）还是派来了数目不少的领导、官员、记者，甚至游客。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死后，克里姆林宫选出的新领导人让所有专家都大为惊讶：契尔年科，一位年迈的领导人，身患一种严重而无药可救的疾病。至于他的能力，人们可想而知了。这样，苏联所有对外事务都交给了一直是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是他一手策划这次抵制活动。他一向对美国抱有敌意。由苏联领导的抵制活动肯定会自动被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追随，这样抵制的国家总共有17个。但我们还是争取到三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他们是南斯拉夫、中国和罗马尼亚。后者的参赛还得归功于国际奥委会说服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美国观众把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都给了这些代表团。如果我们把莫斯科发生的抵制和这次相比，会发现这次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除了17个抵制国，参赛代表团达到了140个。这是一个新的纪录并预示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不断壮大。奥运会期间，人们不再谈论政治和抵制，全世界都关注比赛，把那些没来参赛的国家忘在脑后。我认为洛杉矶的例子值得一提：它说明了政治家开始相信抵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影响本国运动员参赛，政治家应该为运动员负责。“铁幕”倒塌后，我们通过运动员的声明意识到，他们才是政治冲突最大的牺牲者，为政治家的独断专行付出代价的是体育事业和运动员。洛杉矶奥运会对我的主席职务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表明举办奥运会也可以为举办城市和国家赢利。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以不牺牲主办国经济利益为起点的奥运会新模式。据此，在举办奥运会时应该建立两种全然不同的预算：一是纯属同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