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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提拔重用应桂馨，甚至推荐他去做了孙中山的保卫。三、陈其美策划和实施了清末民初众多的暗杀事件，属于有案底的人。四、是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促使他翻供？答案当然是控制着上海军政两届的陈其美。武士英撤销了对应桂馨的指控，是谁想救他？似乎除了陈其美没人和他有这个交情。和应桂馨有交情就要保他吗？除非不想给宋教仁报仇。五、二次革命时，应桂馨趁乱逃走，二次革命本就是因宋教仁而起，为给宋教仁报仇而*袁世凯，怎么可能放走应桂馨呢，可他确实走了，放他走的人只能是陈其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如下可能漏洞最少，陈其美为争夺党内领导权，派“双料间谍”应桂馨（他还同时是北京赵秉钧的线人）收买武士英枪杀宋教仁，二人因有陈其美的保护，心下泰然，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接到袁世凯电令后直接督办此案，加上国民党方面的巨额悬赏，致使三日后此案即告破，应、武二人被捕。陈其美发现自己棋错一招，在惊慌之余，得知应桂馨还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入僵局，于是迅速搞定了已经痛快招供的武士英，令其翻供使应桂馨脱罪，并将矛头指向北京袁世凯。然后再将武士英暗杀，令此案死无对证。他一方面怂恿孙中山起兵讨袁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销毁了所有证据，将自己的恶行掩盖，因为有了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以至于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无法再继续彻查此案，因为一旦发现杀人者另有其人，那么无端挑起内战的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这个故事编的还算比较圆吧，可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较少的故事，我们能够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可能性真的发生过，只是笔者“以我之心度彼之腹”的猜测而已。

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十五章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3日，凶手被捕。

3月25日，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高层开会，在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是暗杀事件主谋，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反对共和的，是要走*的，于是力主武装反抗。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年近半百，可脾气之火爆，决定之仓促犹如回到了愤青时代。

手头那些证据真的指向了袁世凯了吗？指向袁世凯，除去武力就别无他法吗？南北议和之时，你都打不赢，现在国家初定，人心思安，你凭什么打呢？

孙中山的意见遭到了黄兴为首的许多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完全可以，起码暂时可以寻求法律方式解决，其实这才是共和的真谛——尽可能用合法的非暴力方式却解决问题。也许孙中山坚定的认为只要有袁世凯在台上，走回*老路就是必然，可我要说，他的认为至少在当时证据不足。

首先人家袁世凯接受了你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都不肯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度，民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项近代先进的法律法规得以制定和执行，其次，4月8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开幕，大家还在努力的在走*程序，袁世凯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未偏离共和的轨道，在这个时候煽动暴力反政府，其胜算又有几何？

不管胜算几何，孙中山已经煽动了，不管煽动没煽动起来，袁世凯已经知道了。本来就对*啦，宪政啦无甚好感的袁世凯此时更觉的“*”不是个好东西，吵来吵去，一件正经事也干不成。

正好此时袁世凯启动“善后大借款”，就是从国外银行借钱，当然条件是相当的苛刻，利息之高匪夷所思，还要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等等，不过换位思考一下，借钱给袁世凯政府本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买卖，他不够强大，尚不能政通人和，下面的人一不如意就想着暴力反政府，如果你借那么多钱给他，没有足够的收益你也不会干，可是新生的民国确实缺钱，所以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就签字认可了。这下捅篓子啦，国会不干了，第一，你这是卖国行为，国家尊严还要不要了？第二，你有什么权利不经国会同意就签字卖国啊？这中间，陆军总长段祺瑞替换有杀人嫌疑的赵秉钧出任代总理，对于议员们关于借款的质询题傲而不答，够二，极大的激怒了国会议员们，孙中山更是发去了措辞严厉的电报：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袁世凯一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