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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这个大总统后,你们这帮人这个那个的折腾了一年多了,我这个总统说什么都不算,什么都得让你们批准,现在倒好,直接让我下台,你孙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给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给面子,我就*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黄兴的陆军中将给我撸了,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给我免了,陈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了。
袁世凯共和信念本就不够坚定,再这么一推他,他就坡下驴,直接跟你翻脸了,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黄兴等奋起反抗,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孙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经走上法律程序,凶手已经被羁押的情况下,煽动各省独立,武装对抗北京政府,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而袁世凯在得到这几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可能武装叛乱的情报后,将其免职,属于法律赋予的权力,合理合法,北洋军人给全国人民的通电义正词严: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但国际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打群架,关咱们什么事呢?问题是架不住他们在咱们家打群架啊。胶州湾不是德国的租借地吗,日本说了,德国敢和我哥们英国宣战,实在不把我们兄弟放眼里,你们中国军队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出吧,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一架了,这不扯淡吗?话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话,直接就在龙口登陆,和德国打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区本就属于德国管理的区域,北洋势力并不存在,此时只好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继而再次声明胶济铁路除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外,自潍县至济南段由中国暂行管理。别看北洋军对方孙中山的革命党轻轻松松,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须由我管理,英国人这时也从崂山湾登陆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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