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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恢复了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注意，袁世凯恢复的不是清末的皇权统治，而是他从开始就支持实施的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世之枭雄，聪明一世，无奈糊涂一时，一时糊涂，竟然惹得千古骂名。那份《顺天时报》是他儿子袁克定自己出钱印刷的，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的。民众请愿团、筹安会都是袁克定策划的，当袁世凯知道真相时，悔之晚矣。

其实在1911年的中国，走向共和并非历史必然，正如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很多运气成分一样。当时，如果选择了君主立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国家政体的变动相对平和，可以依仗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慑力影响力来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保留一个大家公认的皇帝，哪怕他只有几岁，都可以在各门各派的争斗中架设缓冲区，同时一样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体，比如英国，比如日本，都因为君主立宪而成为发达国家。

可是我们最终选择了“走向共和”，笔者认为“共和”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且即使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一样有成功的可能，只不过我们没把一出好戏唱好。

在武昌起义之后，作为共和的交换条件，选择一个不知共和为何物的袁世凯做总统，实属无奈之选，确实使得这种所谓的共和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袁世凯还是很努力的照葫芦画瓢，我们享受到了空前的言论自由，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舆论监督平台，我们的议员们都认真的履职，没有诸如倪萍这样只投赞成票的委员，道路虽然曲折，但方向还是正确的。

如果南方各派革命党能够稍微的大度一些，给他一点时间进步，允许他犯错误和改正错误，袁世凯是否还有理由和决心偏离共和的轨道？

如果让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而不是用在应付吵架上，是否对当时动荡中的国家更有利？

如果革命党们能够少一些私欲、鲁莽和幼稚，多一些公心、沉稳与团结，共和是否可以更加稳健？

如果我们的法制建设再完善一下，不要光*也要有集中，我们的办事效率会否可以提高？

如果袁世凯的胸怀可以更开阔些，对于那些批评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

答案显而易见，可惜事与愿违。

笔者认为共和制下的内阁制选择是错误的，总统像立宪制度下的皇帝一样被架空，但总统又不具备皇帝在国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反而引起社会动荡与不安。我们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的共和政体，总统*选出，然后可以按自己意愿组阁，就是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任期4年，最多连任两届，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按自己意愿选择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最高领导人可以凭个人意愿组成“自己人”的政府，以提高办事效率。再通过总统任期限制，国会的监督机制等，限制了总统个*力的膨胀。反观我们民国初期的共和制，从制度设计上就有了缺陷，先让一个强势的实力派当上总统，又企图用内阁制去架空这个实力派，况且架空总统的目的单纯的可笑；　如果是孙中山当总统就不限制，袁世凯当总统就限制，原因是袁开始是不赞同共和的，《临时约法》这种因人而设的法律（在当时起到宪法作用）从出发点上就背离了根本*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基础不牢，倒塌就是必然的。

复辟帝制固然有倾心于帝制的人在拉，但如果没有那么多醉心共和的人在推，袁世凯也很难迈出这身败名裂的一步。

袁世凯失败了，败的很惨。坚定的立宪派梁启超反对他，南方的蔡锷起兵*他，就连自己最可信赖的北洋军也逼他退位。共和在实施过程中，确实有诸多不足，甚至乱像频仍，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平等而不懈努力。

袁世凯退位了，在登基83天之后宣布恢复民国的，不久忧愤成疾，撒手西去。袁世凯逝世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自己儿子袁克定，看来袁世凯与金太阳是有区别的。

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袁克定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个人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在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