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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共产党正在军队里开展“三查”“诉苦”运动，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阶级，通过“诉苦追根”查出阶级根源，然后让“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队，全都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国军军官对这种做法虽有耳闻，但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组织共军俘虏进行现场表演，让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协理员在边上观摩旁听。

诉苦会的效果真是惊心动魄，震得国军将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说共产党的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

可厉害归厉害，最后还必须批判才行，这讲评的任务就落到了指导员的头上。于是蔡智诚就指出：共军诉苦的实质不是“哭穷”而是“均富”，这是长毛造反的老招数，共军把贫穷的仇恨都推到有钱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当成了让懒人致富的捷径，这分明属于违背社会传统道德的行为……蔡指导员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底下的听众却应声寥寥，因为明摆着的情况是共产党那边欢欣鼓舞、国民党这边怨声载道——不能给老百姓分地分粮食，扯什么传统道德都无济于事。

罗华被解放军的诉苦代表搞得眼泪汪汪，光顾着哭了，结果共产党的宣传没弄懂、国民党的道理也没听清。他懵懵懂懂地问指导员：“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后来被我爷爷耍钱输光了，你说这赌博到底算不算是剥削？”

“……”，蔡智诚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1948年的上半年正处于“戡乱战争”的全面防御阶段。对国军而言，这种形势虽然比较被动却不用太动脑筋——反正共军没有打来的时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军打到哪里再去哪里救火，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安排。

这期间，“徐州陆总”将原先的三个绥靖区增加为十一个，把战区划成了一块块“责任田”，从表面上看是用“点线防御”的办法谋求面面俱到，但其实是处处设防、处处分兵，根本无法集结力量。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只好由一两个整编师临时组成战略机动单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小兵团”）四处应付，结果是遇到小股共军围不住、遇到重兵集团又吃不消，顾此失彼、疲于招架，几个月下来就身心疲惫、士气低落了。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从48年的春节过后，突然一下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好多共军主力。这个时期，各地纷纷传言“共产党正在全面征兵，青壮年男子都加入了军队”，而乡村道路两旁的赤色标语也从原先的“夺取民主自卫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徐州的形势陡然变得万分紧张，蔡智诚他们在城里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战。

48年4月，徐州城里的各军政单位正忙着热烈庆祝蒋介石当选“行宪”之后的首任总统。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大会上，老蒋在两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间得到了两千四百多张赞成票，真正是众望所归、如愿以偿，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可共产党人却一点儿也不给蒋总统留面子。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大会，共军的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就在首都的边上开仗。华野2纵（滕海清）、11纵（胡炳云）和12纵（陈庆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着又向盐城发起猛攻，整得国军鸡犬不宁、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盐南战役”（也称“盐南出击战役”）。

参加此次战役的国军南线兵团由整4师和整25师组成，司令是黄百韬；北线兵团由整72师和整83师组成，司令是张雪中，第三快速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主要在射阳河一带活动。应该说，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南北兵团两面夹击，到5月下旬就击退了共军的进攻、夺回了先前丢失的城镇，并且还占领了苏北军区的根据地合德（今江苏射阳），以至于解放军方面也承认“盐南出击战役是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作战”。

这次战役失利的原因，华野方面认为是“战线过宽，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诚看来却是苏北兵团的训练水平不够强。苏北兵团是48年3月刚刚组建的部队，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东人，这些战士基本上都不会游泳，在南方的水网地区杀来杀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还多。双方军队在射阳河两岸穿梭交战，共军很快就失去了机动能力，跑也跑不动、聚也聚不拢，岂有不吃败仗之理。

不过，土八路虽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离开了河网地带，他们的行军速度就快得吓死人。

第三快速纵队5月27日刚刚占领了合德，31日就得到消息：华野11纵正在围攻黄口！——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