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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与施坚雅的启发人的开拓性著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　年）作比较时，1977

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　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把中泰关系的研究放在

现在有待于研究的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　342—360　页。

② 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观点本

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评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理学和中国的演

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　年　2　月），第　235—290　页。见第

282　页。

独地同样处理好贸易。

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的壮大，同时带来了运输和工业的新技术、外国的新

知识，因而也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开拓性

地理著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继畬的早期地理著作，它们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问

世，先于以后几十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的翻译计划。像王韬等信奉基督

教的改革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和条约口岸的影响下，起而推进中国的民族

主义运动。孙逸仙来自最早的外国港口澳门附近，并曾到国外在檀香山和香

港受教育。他活跃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他是现代民族主义

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

国。魏源和徐继畬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

关心民众参政问题。２０　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　１９

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

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

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

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

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１８９５　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

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

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

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

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

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

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

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

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

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

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

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

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

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

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

不可的。１９００　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

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