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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

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

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

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

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

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

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

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

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

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

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

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　１９１１　年在省议

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

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

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

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

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

之间。如本书的第　１２　章所指出的，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

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

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

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

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

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

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

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

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

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

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

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

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　１９１１　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

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

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

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

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

所破坏的风气。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

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

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

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