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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黑色电影的话语是由巴黎的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塑造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这个形式在他们发明它不久之后就消亡了。他们讨论的很多电影是由欧洲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导演的，他们用强硬的、海明威式的对话和美国的制作水准为黑暗的情感、情绪赋予了一种魔力，而这种情感、情绪受到战后十年欧洲大陆艺术家的推崇。特别对于法国人来说，像鲍嘉这样的美国明星即代表了这种情绪。鲍嘉的银幕形象（persona）总是强硬、内省、情绪压抑，喜欢威士忌和香烟；在一定范围内，他令人想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时甚至被派演作家或导演的角色。于是，鲍嘉的惊悚片就是一面镜子，欧洲的电影人能从中看到他们自己的脸。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一个概念的历史（14）

28颇有意味的是，法国人在他们自己的艺术电影在国际上取得成功之后开始对黑色电影失去兴趣。但是，现实主义的氛围小说和犯罪暴力电影的风行从来不局限于法国，也从来不会消失。例如在阿根廷，对硬派小说的狂热一直从1946年持续到1960年，随着哈米特、钱德勒和大卫？古迪斯（D*id　Goodis）的小说被译为西班牙语，产生了大量的批判文学（critical　literature）。许多西欧和拉美的作家用硬汉的路数（tough　guy　vein）写作（例如，阿根廷作家鲁道夫？J。　沃尔什［Rodolfo　J。　Walsh］从1960年代开始写黑色政治小说），而一些国家的电影制作人制作了类似于好莱坞黑色惊悚片的电影。与此同时，城市犯罪，这个美国人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仍然被各种各样的政客、记者和艺术家发掘着。于是，当法语的批评术语渡洋来到英国和美国时，它产生了可观的影响并拥有了新的诠释者。最终，随着老电影在电视或回顾展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欧洲人心中的美国形象被内化在美国人自己心中了。到了1990年代，黑色电影终于获得艺术的灵韵，变成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所说的“每个导演最喜欢的类型”［41］。

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中，黑色电影的概念起初受惠于电影信徒与大学电影社团的兴起（我本人就于1960年代末在威斯康星大学第一次看到了那些1940年代的经典）。正如J。　霍伯曼（J。　Hoberman）与乔纳森？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所指出的那样，在1950年代晚期，那些类似于法国电影俱乐部的非正式机构开始在纽约蔓延——尤其在东村（East　Village），黑色电影经典之作在重映剧院的上演与新兴的美国地下电影（underground　cinema）的场所展映（storefront　exhibitions）互相呼应。在B大道上的查尔斯剧院（Charles　Theater）中，“埃德加？G。　乌尔默（Edgar　G。　Ulmer，《*的黎明》［The　Naked　Dawn］、《谋杀是我的使命》［Murder　Is　My　Beat］等廉价B级片的导演）与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一道受到赞美；奥逊？威尔斯的《邪恶的接触》（Touch　of　Evil）则被捧为高于《公民凯恩》的杰作。［42］1964年，《时代》（Time）杂志将全美国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布拉特尔剧院（Brattle　Theater）举行的年度亨弗莱？鲍嘉节（the　annual　Humphrey　Bogart　Festival）上。像《筋疲力尽》中的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一样，一代哈佛大学生都在模仿博吉（Bogey，鲍嘉的昵称），嘴边挂着他在电影中的台词，当他在《拉戈岛》Key　Largo：片名为剧情发生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岛，“key”是西班牙语“岛屿”之意。——编注的高潮戏中将子弹射入爱德华？G。　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体内时，他们大吼着：“更多！更多！更多！”霍伯曼和罗森鲍姆辛辣地评论道，那些“第三学年在国外度过”的学生对这种举动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28—30）。［43］

29另类的批评家和记者激发了对黑色电影的兴趣。在英国，雷蒙德？迪尔尼亚是此类作者中最有影响者之一，他在使超现实主义的趣味顺应以年轻人为导向的、波普艺术（pop�art）环境的1960年代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迪尔尼亚写过很多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