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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读司马迁《史记&；#8226；货殖列传》，甚感有趣，有助认识古代社会和司马迁的思想，笔记如下。
太史公曰：……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以上这句话说的是，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但司马迁很现实地看到，实行道家理想和政策的不多，或者几乎没有，他总括了一下，等而下之的共有四种政策：“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利导之，就是朝着一定方向有所引导，这一定方向，当然是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根据天下国家的情况或有所为或有所止的。教诲之，就是对民众来一点思想教育，这教育的内容，大约就是诸子百家所能提供出来的那些，比如孔子主张仁义，墨子主张勤俭，还有主张自私的，等等，就看你采用哪一家；如何综合利用；”治大国若烹小鲜”嘛。整齐之，就是有所管理。“最下者与之争”，最下就是最差劲的意思，情况大约相当于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国危矣”。
接下来，司马迁以自然存在的社会经济景象，对他所主张的道家体系的“自然经济观”做证明，他粗列了山西、山东，南方、北方的出产之后，说：
……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这一“自然经济观”，其积极的意义是尊重地理、分工这些自然规律，进一步地从中也能引出“看不见的手”即完全市场经济的主张，在经济相对简单狭小的古代社会，这也许是够用的，所以概括古代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共识，若在今日，完全任从“看不见的手”，而毫无国家掌控，则效果不好。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后来齐国曾有一度衰退，但管子执政以后，上承姜太公的好传统，又让齐国富强起来，以至于成了春秋一霸。司马迁从经济上分析齐国崛起的历史，确实见儒家之所未见，目光深邃，言之成理。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