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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4）

吕不韦知道郑国的身份和使命后，仍然继续任命他为工程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工程。工程完工后，秦国甚至下令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条渠沟通了泾水与洛河，长达三百多里，浇灌面积达四万多顷。工程完工后，四百多万亩土地旱涝保收，亩产最高者达到六石四斗，远远超出当时的平均水平，甚至放到今天都不算低。就此，八百里秦川立即物产丰饶，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第二个大粮仓，也就是第二个天府之国。

为此，秦国国力迅速强盛。秦、韩两国则在这场角力中高下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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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获利千万倍以至接近无穷大的同时，这位商人兼投资家还主持编撰了《吕氏春秋》，赚取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家的名声。

吕不韦为什么要组织创作这样一部书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是想与战国四公子争强，才写这部书的。但是，这只能说是原因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吕氏春秋》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见《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孝行》）意思是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先做根本的事情，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长攻》）意思是：但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一定要在某种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慎大》）意为好的君主，事情做得越大越谨慎小心，力量越强越戒慎戒惧……所以，好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会考虑到危险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会想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得到了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到还会失去什么。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用民》）即：治理百姓，首要的还是要靠道义，其次是奖励和处罚。

不必再多举例子了。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恐怕并不是一般的杂家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它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为他可能的儿子嬴政准备的教材。

从以后的发展判断，秦始皇显然没有按照“仲父”吕不韦教他的治国思想去做。

后来，这部《吕氏春秋》被看成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杂家的代表作。至少，在他死后2238年后，在当时被称为齐、楚、燕、秦、赵、魏、韩诸国的土地上，这本书中的两个章节——《慎大览·察今》和《慎行论·察传》，仍然被编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高中的课本。

考察吕不韦十三年秦国首相生涯，我们的确很难在他的治国行为中找到为非作歹的证据。相反，他倒是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伤害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王太后与他的国王儿子。

假如不是他那位可能流淌着商人与舞女混合血液的国王儿子，一定要置他于死地的话，这段故事本来应该是一幕绝妙的历史喜剧。可惜，我们看到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吕不韦死后，声名狼藉，成了野心家与阴谋家的代名词。

事实上，这也许并不公正。

与发生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官场中的野心与阴谋比较，吕不韦所做的一切，并不令人特别感到恶心而不可接受。

士农工商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崇本抑末重农轻商则是我们帝国悠久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传统，这套制度与传统极为坚强有效地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其遗存。或许仅仅因为吕不韦卑贱的商人出身，才在自命高贵又掌握着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眼中，显得特别不可原谅。事实上，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吕不韦的成功与失败意味极为深长，个中含义历两千多年可能都还没有被国人品味清楚。

另外一个相当私人化的解释则是：或许由于秦始皇的存在，中国人从此丧失了吕不韦那样天生的宏大幽默感，与喜剧大师、投资大师般的才能，使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某种黑色幽默的色彩。

随着岁月的流逝，吕不韦越来越刻骨铭心地感受着双重的痛苦：

一方面，秦王嬴政已经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帝王，日益显示出冷酷精明的才干。

就在几年前，他满怀敌意的异母弟弟成峤——一位具有正统秦王室血统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