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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这些人的忠奸好坏。原因就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这使那些试图以“战”还是“和”来区分所谓忠奸善恶的人们，势必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4）

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到孙觌生活的时代，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孙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们再来观察孙觌斥责岳飞“骄横”，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相当令人不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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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即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