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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以下简称为《知道》）一书，感触颇多。在书中，沈公从自己“从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孩童时期谈起，一直到“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这段精彩人生轨迹娓娓道来，既道出了他为躲避生活的风浪，施展小聪明而做的一些“坏事”；也道出了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的许多大事。他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年，“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读书界和出版界皆奉他为《读书》的灵魂人物。现在，这位“知道分子”很可能是出版界唯一被人一致尊称为“公”的在世之士。沈公一向谦虚，面对辉煌，他总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读了沈公所述过往人生历史，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沈公所说的“小聪明”；同时我们也可以细细地体味到他其实是一位极其懂得为人处世之“道”，颇有人生“大智慧”的知“道”高人。

在《知道》一书中，沈公将自己施展小聪明而做得不少“坏事”，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全盘托出：

沈公的小聪明是有家庭渊源的。1931年，沈公出生于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父亲好吃懒做、沉迷于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公和祖母、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祖母和母亲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公就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指外国人管理租界的机构）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公读书时的名字也改为“王昌文”。看来，沈公日后的小聪明是有遗传基因的，或许是他那时从祖母和母亲那里学来的。

13岁时，沈公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首饰店）里的学徒生涯。他的确有点小聪明。老板喜欢打灯谜，经常打不出来，他就给他打出来，很讨老板喜欢。老板把他当子侄辈对待，以至于后来想把女儿嫁给他。沈公的小聪明还表现在做生意上。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美国大兵就害怕，而沈公不但不害怕，他还用美国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伙计。说洋泾浜英语，做伺候人的工作，住在“藏污纳垢”的地方，但这位贫寒的“小聪明”很勤奋好学。做工之余，他上过夜校、公园的免费“学校”，最后用给工厂造假账挣来的学费，在被他称为“野鸡大学”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一年级肄业。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沈公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和一个证件去报名。他通过一个开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写上“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去应考”。其实所谓《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儿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他从上海被派到北京工作。　。　想看书来

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2）

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沈公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全部交代了，包括造假账的事情。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不适合再留在北京”，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这时候，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俄文书《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他翻译的书被出版社的领导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公平步青云，且获得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

沈公还凭着小聪明，躲过了“*”这场浩劫。开始，沈公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逍遥”的，既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保皇派。后来保皇派以“走白专道路”的名义开始整他。他便只能对造反派表示支持。“造反派那时让我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如要抄某个领导的家，他们就叫我去，把他们抄来的书拿来让我作鉴定，看看是不是罪证。我不动手，不抄人家的东西，但是必须讲一点两面派的话。要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也不好，不过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等等。我本来是可以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