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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之后几十年的大多数事件。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5）

即便今天，对迈克斯？布特、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国安会68号文件仍具有护身符般的意义，是“一贯性大战略”的样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根称，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遵循的安全政策观”。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贯性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贴着妄想狂花边的极度焦虑、妄自尊大的错觉和对真相的漠然不顾。今天读国安会68号文件，就如同走进了憎恨、惧怕和恐慌的温室，正是这种情绪组合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与现实相去万里。国安会68号文件就是一场散布恐惧的演习，是从尼采时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惯用伎俩。

这个模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据华盛顿内部人士位置，发出危险警告，大声疾呼立即采取行动。就像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之后的事情有时是在幕后导演的，是完全华盛顿风格的情景剧。启动国会调查，成立各种委员会，智库发表厚厚的报告，增强了这种紧张感。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让人感觉事情可能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危险总在浮现。（“要一直提升这种威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9？11”后这样敦促其下属，“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被世界上的暴力极端者包围了。”）美国总是落在后面，而应对措施总是发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当然还要给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更多资金。

自从形成以来，“尼采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断追寻的典范。1950年尼采开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国敌人的好处，从而把微小关切变为严重威胁，把严重威胁变为特大威胁。他创造了巧妙设计“选择”的技巧，推导出预先设定的结论，因而让分析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语替代扩张主义，美国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来掩盖美国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来驱动决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消除障碍、打开荷包方面，“尼采主义”创造了奇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亲自领导下，出现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轰炸机差距”报告，称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之后不久，“导弹差距”的传言又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称苏联人在远程导弹方面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无处不在的尼采又成为《盖斯纳报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这种关切。

20世纪50年代末，内部人士极度担心苏联的战略优势太大，已经破坏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国威慑敌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H？W？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调研这一关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这个所谓的“B队”得出结论，事态比设想的更为糟糕：美国已经大大落后，苏联首先发动核打击已经成为现实可能。苏联的威胁还未消失，1998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对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又警告称，美国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

从国安会68号文件虚无缥缈地描述苏联能力和意图开始，所有这些警告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在每个案例中，“尼采主义”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实，夸大危险。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轰炸机和导弹差距是想象力过分活跃而虚构出来的。虽然苏联核武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远远没有掌握先发制人的能力。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结论也证明这些纯属虚构。但在每种情况下，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智囊”们的叫嚣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6）

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看似严格的分析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小团体思维，导出事先设定的结论，反映有关人员的偏见、政策议程和职业利益。乔治？W？布什的下属没有发明这种为某项政策而篡改事实的想法。他们只是把这种过去60年在国家安全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厚颜无耻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位代表者是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