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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揭发后，神宗震怒，欲令处死，后免死罢任。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讳败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领兵冲杀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官，多系“婪秽之辈”，爱财如命，畏敌如虎，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闻威名，谈虎色变。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还只是辖领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时，号称骁勇善战的明朝副总兵李如梅，就对建州兵的精锐感到恐惧，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朝鲜国王说：“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达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以区区十人之数，就敢进犯边境，致使拥兵上千的各城游击、参将，仓皇上告总镇，乞求援兵，可见建州兵之精壮，锐不可当，也充分反映出辽东边将的胆怯畏敌思想。随着建州的迅速扩展，明将对八旗军更是异常畏惧。比如，历任宜府、延绥、大同总兵官的麻承恩，是将门之后，早年“更历诸镇，以勇力闻”，万历四十年（1612）辽事紧急，以原官入辽，听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官调遣。这位专任“援辽”的总兵官，当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陷，辽东总兵官张承胤率兵往援时，竟率本部藉口“调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张承胤兵败被杀，全军覆没。七月，八旗军攻清河，麻承恩又以开原檄调为名，领军离阵，“致清河将吏一时陷没”。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上奏说：“近者杨镐疏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又传塘报帖言，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臣闻之不胜愤懑。”《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堂堂七尺之躯，以上阵厮杀斩人首级为专任的援辽将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调，不敢出关迎战，如此的畏敌如虎、贪生怯战，实为罕见，难怪御史“闻之不胜愤懑”了。

赋重役烦，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这样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后金相争，这样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二、　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萨尔浒，位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八旗军大败明西路杜松军于此，随即击破明北路、东路军，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十万大军，战马成群，火器数万，声势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迩共闻”，“师期豫泄”。一向重视侦察敌情善于用间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全国皆知大战将临。与二十六年前九部联军三万来攻相比，那时，众寡悬殊，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有二，一为保家保族，必战必胜。兵法所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满族正面临灭种族之灾，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诛戮，残存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压迫女真的苦难深渊。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是反对明朝民族压迫，保护本族生存，争取继续前进的决定性一战，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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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4）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正处在兴旺发达迅速前进的勃兴阶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贫穷落后，饥馑频仍，惨遭明臣欺凌鱼肉，社会停滞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艰难。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战，由一个微弱小部，发展为辖地数千里，人口上百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分散的几百个女真部落合而为一，又吸收汉、蒙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