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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