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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在那儿拨一个免费电话号码。接通后自称是格特鲁德，说：“我找古斯塔夫。”柏林这边就会作出安排，帮我逃离。看来，眼前这个自称查尔斯的人在柏林负责我的案子。

我从他的这番话推想，只要一提到格特鲁德这个暗号，马上就会同时接通中央情报局总部及该局柏林站的电话。随后把我偷偷送出德国不会太难，很可能是坐飞机，苏联就是用一架军用飞机偷偷把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慨叹，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我曾随首批东德共产党员从莫斯科飞回德国。45年后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国人的掩护下飞离柏林，那实在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

9月底，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是在我位于柏林市区的家里，但美方并没有加码。

此时，西德的检察官急不可待地宣布，10月2日半夜将派警察上门正式逮捕我。一家名叫《图片报》的小报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师费用，条件是由他们独家报道我被捕的全过程。我答复说，可以考虑。我已看透，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马戏，我无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诉这家报社的记者，我没有离开德国的计划。这也差不多是实情。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够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可无处可去。由于我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出卖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国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此事过去很久，我才知道让中央情报局如此头疼的这名鼹鼠的真实身份。他叫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国情报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叛徒。艾姆斯专门负责侦破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反谍报活动。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苏联人出售美国间谍的名字，从而导致苏联境内的美国情报网全部瓦解。9年中，他利用这一职务以及后来在禁毒司的工作便利先后向苏共政权和叶利钦政府提供情报，共领取27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鼹鼠。中央情报局派来见我的人绝不仅仅是威廉姆·韦伯斯特的特使，而是加德纳·哈撒韦，前美国反谍报机构首脑。他在首次拜访我的几个月前刚刚退休。这都是后话。

哈撒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他刚上任一年，就不断显露出苗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身居要职的叛徒。中央情报局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美国在苏联境内的特务人员损失惨重。10人遭处决，另外几十人被判长期徒刑。他们还十分清楚，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叛徒仍在源源不断地泄露着美国的机密情报。哈撒韦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略为做了点调查，哈撒韦这个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刚刚退休。作为一个退了休的前情报官员，我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类人，无法在退休前与退休后的生活中间划一条线。我们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当是做做园艺，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哈撒韦退休后仍然一直试图解开在位期间没有解开的一个致命的谜：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这个叛徒到底是谁？这个谜至今搅得他不得安宁。我还记得他坦言中央情报局还未侦破此案时凝视我的眼神。亲自跑到柏林夹请一个从前的敌人帮忙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极大的伤害。可他无论作为一名情报官员还是一个普通人，已经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为侦破此案，他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起名为特别工作组，连中央情报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员主要由退休人员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妇女，任反谍报高级分析员。不管在中央情报局还是任何其他情报机构，像她这样的人均不多见。她曾参与破获在中央情报局内隐藏达30年之久的中国鼹鼠。这个班子里的人知识极为全面，给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员少得不能再少，换了我也会这么做。使用退休人员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报局内苏联司的人有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把这个鼹鼠也吸收到班子里来。所有这类反谍报工作都应遵照一个方针：蹑足而行。

艾姆斯最终是被中央情报局的对头联邦调查局挖出来的。我觉得，哈撒韦没能侦破此案恐怕并非因为经验或知识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正如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此人属于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责他没有挖出蛀蚀美国情报机构的这条蠢虫。抓叛徒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事后人们总觉得这事没什么了不起，各种线索似乎就摆在眼前，但这只是破案之后的感觉。

观察怀疑对象是否有反常行为是查找鼹鼠的正确办法。然而每一行里都会有人酗酒、行为不轨、婚姻不和、怀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涩等问题，更不用说神经高度紧张的间谍这一行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长期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