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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畅销数万册，几乎成为不懂医学的人的医学保健手册。由于它流传甚广，后来竟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着作的禁令。靠这本书的收入，我们全家搬到了斯图加特一栋舒适的房子里。斯图加特是一座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风气自由的宫廷时代。

我母亲性格恬静温柔。然而无论是纳粹粗暴的抄家，还是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对我们的搜查，她都没有被吓倒，显示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个遭通缉的人住在家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坏。在莫斯科躲避纳粹迫害期间，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在伏尔加地区被捕。母亲听说后，马上从莫斯科赶去，把她接回家来。

父亲因为有外遇或政治活动，经常不回家。我们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但父亲常写信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信对我影响很大。毫无疑问，少年时代，他是政治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为他的外遇痛苦万分。他和这些女人生儿育女，给我和弟弟添了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的孩子冷战时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由于父亲当年的艳遇，我的亲戚遍及德国、俄罗斯和美国。

人们对父亲的婚外恋议论纷纷，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时候，父亲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又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对此，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母亲对这些非她生养的孩子十分宽厚，把他们当做家庭一员。父母的婚姻并未因父亲的婚外恋而破裂，一直保持到1953年父亲在东德去世。

父亲在政治上极为活跃。1928年，他退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斯图加特市议员，赢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1929年，他写了一个旨在支持人工堕胎的剧本《氰化物》，为此坐了几天牢。他因这一事件成了德国国内激进政治的代表人物。1931年他再一次入狱，被指控施行人工堕胎手术以谋私利。法院撤销了对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后，他俩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同年重返德国。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进一所参照当时思想开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针办的学校。校方鼓励我们接触农村，大胆思考。因为父母那时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弟弟早在德国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少年先锋队。我们自豪地戴着红领巾，倾听有关“伟大苏联”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响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父母的素食习惯除外。同学们午饭盒里的熏肉和德国香肠令我和康尼馋涎欲滴。弟弟说：“长大了，我非吃整整一头牛不可！”父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当然还有他们激进的政治观点，给我们留下了终身的影响。这反映在西南巡回工人演出团上演的我父亲写的反映农民和工人斗争的剧本里。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整天东跑西颠，或为罢工的金属加工工人募捐，或参加宣传鼓动活动，或挤在成人堆里听他们激烈地辩论政治，俨然觉得自己是一名政治斗士。

作为父母均是共产党员的德国孩子，斯大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既富于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话故事里心地善良的魔术师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伟大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苏联的正式国名。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是白雪皑皑的世界，人民善良，还有魔法师暗中相助。弟弟则更善于形象思维。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笔下的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话里的好汉。

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上台后，我们在德国开始度日如年。纳粹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后栽赃共产党人，德国各地随后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亲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人。为了躲避危险，他逃到奥地利。我家而后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没好气地顶撞了一个褐衫冲锋队员。他把我按在墙上，威胁说，要是我不交待父亲藏在哪儿，就把我送进“霍伊贝格”。霍伊贝格是我们这一带第一所集中营，政治犯都关在那里。大人们对它窃窃私语。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当时我还年幼，把纳粹和左派的冲突看做是两拨人打架。我深知这些身着褐色衫的人和我们一家极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类人，并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是一名小战士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首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一次，纳粹又来家里翻箱倒柜。那伙恶棍冲进我们的游艺室，肆意践踏我们珍爱的玩具和图书。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