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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国护照。1940年夏天，纳粹入侵法国后，情况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关押在韦尔内集中营的犯人将被转交给德国当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死无疑。这期间他好像有过一次机会流亡美国，但为此他必须在表格上申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放弃了。无论何时何地，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三年中，母亲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当局批准父亲成为苏联公民，这样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苏联……这个他曾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方。1940年8月，他终于获得了苏联国籍。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们更是举日维艰。苏联当局一直把我们当做遭受第三帝国迫害和追捕的对象加以保护，如今却接到指示，今后要注意与希特勒的关系。像我们这样被纳粹赶出德国的人，对苏联领导人同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尤其难以理解。上面向我们共青团员传达说，这是斯大林挽救伟大的苏联的惟一办法。西方大国曾巴望这个共产党国家在纳粹的剑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这个解释似乎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共产党跟多年来逼他们流亡的这个独裁者做交易实在令人作呕。

我和弟弟急于适应新环境，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俄国人。在学校，我们整天讲俄语，晚上回家才听到德语。同学们叫我米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人们会以为我是俄国人。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从广播里听希特勒讲话……他声嘶力竭地鼓吹第三帝国如何辉煌伟大。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开始攻读航空工程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对苏联大举发起进攻后，我的学业猝然中断。1941年，德军步步逼近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市。时至今日，我对那次穿越乌拉尔山的长达三周之久的艰苦旅行仍然记忆犹新。每隔一小时左右，我们的火车就要停靠到一边，给对面开赴前线的军车让路。父亲一路上照顾体弱多病的俄国着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她的两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踪，一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经过批准，我负责每天给她送饭。分配给她的口粮是400克黑面包，外加温开水。她躺在那儿，失神的脸上满是倦容。昔日俄国文学之魂就这样被当局打入另册。但同车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对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图是个闭塞之地，根本听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消息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有40万居民。现在突然涌入100万前来避难的外地人，居住条件变得拥挤不堪。1942年，康尼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被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没有被征入伍。虽然外面谣传红军损失惨重，我那时少不更事，盲目乐观，想也没想弟弟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学习期间，我接受了军训。我在班里个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扛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沉甸甸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体尝挨饿的滋味。好在从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识分子帮了我们的忙，尤其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人。晚上，我们跑去找着名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听他朗读电影剧本《恐怖的伊凡大帝》里的片断。电影开拍后，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扮演被击退的德国武士。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人高三倍。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EKKI尔科夫”。“EKKI”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电报命我立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来自沦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任务接受培训。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跳多高？”学校里施行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