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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更适于舞厅，而不是法庭。

这是斯大林死后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审判间谍。那年夏天，审判鲍尔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围围观，想看一眼从苏联空中掉下来的这个美国人。克格勃的同事们小声告诉我，总书记本人打算亲自核准判决书。

鲍尔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习惯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我对这个敌人突然萌生了一丝同情。通过一位毫无表情的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傻瓜！”我自语道。

结果鲍尔斯的天真和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恰恰正中超级大国的下怀，为它们首次交换重要间谍创造了有利条件。鲍尔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解释说，从轻发落鲍尔斯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莫斯科愿意交换间谍。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贝尔正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化名戈德费思，对外以摄影和绘画为职业。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租了一间画室，以此为据点操纵一批窃取美国政治、贸易和军事机密的间谍。1956他遭逮捕，次年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沃格尔牵线联系，苏联用鲍尔斯换回了他。

几年后，艾贝尔来到东柏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介绍他的经验。克格勃已提升他为将军，主管苏联在英美的间谍网。除了请他给我们新招收的学员做报告外，我还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级官员见了几次面。他可以谈笑风生，就看和谁在一起了。我们互相举杯祝贺各自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后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险风恶浪，甚至还谈起我父学的剧本。艾贝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喜爱化学和物理，对爱因斯坦尤其着迷。他的画相当有水平。当初他在布鲁克林曾以做画掩护间谍行动。他送给我的几幅小画我保存至今。1971年艾贝尔去世后，他的遗编为了能够在他的墓碑上的克格勃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苏联人面前磨破嘴皮。苏联人保密惯了，哪怕一位优秀的间谍已长眠地下也不例外。

1961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高峰会议上愤怒交锋之后，冷战出现恶性升级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国后向军队发表了讲话，强调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争吵的严重性。通过安插在英军驻柏林司令部和北约总部的两位间谍提供的情报，我们获知，针对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锁柏林的前景，美国人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措施。我翻阅着根据大批微型胶卷汇集而成的一叠保密文件，意识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战争。而且柏林将成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地点。

1958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成立了一个绝密的美国机构，起名为活橡树，专门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锁柏林如何反击。该机构最初归属于北约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一天，通过我们潜伏在驻德英军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诺斯塔德将军签署的题为“对苏联意图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节副本。时隔40年后，直到我写这本书时，这份文件在美国仍然没有公开。根据活橡树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骚扰逐渐升级的话，即派出一支军车队，以坚持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并试探苏联的反应。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广泛的军事选择，从派出一个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编成的营沿走廊搜索前进，直至三国以一个师的兵力沿走廊开向柏林，维护西方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只有美英法三国军队参加这一计划，因为只有这三家才有权派部队通过东德领土前往它们位于柏林西区的各自的占领区。

我一般不会对什么事惊惶失措。然而活橡树方案却令我不寒而栗。通过莫斯科的消息来源我得知，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柏林，甚至还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解决柏林问题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了解赫鲁晓夫逞强好胜的性格。他的这番话更让我坐卧不安。历史上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国君易受伤害的名誉多次兵戎相见。

当时我浑然不知，北约活橡树方案在内部遭到强烈反对。许多年后，中央情报局公布于众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