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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首任驻东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极强的人，对我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由个人小天地组成的社会。许多东德人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对官方政策不闻不问，只顾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报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

听了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番形容，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可悲的官僚生活，当初干这一行只为了贪图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错了。我对情报局局长这份工作十分满意。我确信情报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开了担任更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职务的机会。对上面提升我为主管新闻的官员的提议，也婉言谢绝。这一职务将使我掌管宣传工作。甚至连我的孩子也劝我不要去，因为这会使我大接近政治领导人，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磨擦。 1961年8月13日修建柏林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马上会有重大举措出台。柏林东区的居民普遍悲观失望。每个星期，劳动力和商品短缺的情况都在恶化。一天，我从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长队旁走过，听到一位老太太带着浓重的柏林口音骂道：“人造卫星可以送上天。时值盛夏却吃不上新鲜蔬菜。这就是向我们宣传的社会主义。”

如果青年人选择在边境另一边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在西德，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东德人望尘莫及。这些青年人不觉得自己背叛了哪个国家。他们只不过移居到德国的另一半。多数人在西德有朋友或亲戚，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自从1949年东德成立以来，270万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满25岁。我不禁想，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后代的话，是不是也会远走高飞。1961年8月9日那一天，西柏林共接收东德移民1926名，创一天接受东德人数之最。东德好似大出血。它的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地逃向西德。国家为培养这些人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失去他们，东德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我感觉，我们正在泥淖里挣扎。

我方公开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试图抽尽东德最后一滴血。这一提法听上去显得不无凄楚。其实说白了就是，西德再现繁荣后，它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们宁愿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铁饭碗，告别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资本主义社会闯荡。毋需赘言，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官方对修柏林墙做的解释，即关闭边界是为了预防迫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敌特的渗透。但随着这堵东德正式称为“反法西斯防御屏障”，西德则称为“耻辱墙”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

我不仅明了修建柏林墙的真正原因，而且还正式表态支持修建它。我认为，当时舍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我们接管的一半德国历史上一向不如另一半发达，因而一开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后来经营不善，困难就更大。此外，苏联军队还拆运走了东德的工业机床设备，甚至连铁轨这样的基础设施物资也不能幸免。苏联把这些物资统统视为战争赔偿。而西德却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国家。我曾幻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合理的国内改革，我们的生活水平会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迟早会显示出来。我们那时戏言，终有一天，西德会接管柏林墙，以阻止西德人去东德。实际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我们在西德的一些间谍和同情者提出疑问，是否还有必要限制出国旅行。当时东德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大多数出国的东德公民都按时归国。但退回到1961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不修墙，即投降。

老实说，1961年8月，我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后，和所有人一样大吃一惊。我的坦诚肯定会损害我在东德国内的名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参与筹划这次行动的米尔克故意对我封锁消息。8月13日清晨，我和成百万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怒不可遏。我们与潜伏在西德的间谍联络的方式因柏林墙的修建一夜间发生了巨变。鉴于我们的人以后仍需在东西德之间往返穿梭，这样的事理应事先通知我。由于修建柏林墙的计划被捂得密不透风，我们甚至来不及事先跟边防军司令部打招呼，允许我们的信使穿过这道突如其来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去西德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