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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弗雷迪悄然无声地以最快的速度溜进我的车里。与此同时，我的司机坐到了他的驾驶座上。两辆车关上前灯，驶离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摄影机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完全看不到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识到这次行动大功告成时，兴奋不已。“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余兴未尽的样子。

因为可以超速行驶，我和弗雷迪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谈。汽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我俩边开边聊。弗雷迪递给我一些材料。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弗雷迪面授机宜。下一个出口快到时，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另一处停车场停下车，等我的司机开着弗雷迪的车追上来。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车开走。不过这一把戏有个问题。除了我们外，玩弄这种招数的还大有人在。以后西德情报机构也开始加人了这一行列。还有数十个把东德人藏在车的行李箱偷偷带到西德的组织。我方反谍报机构再度对这条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务站高度重视起来，网越收越紧。我担心，高度警惕的东德反谍报人员迟早会察觉我与弗雷迪的会面。没法子，我只好改变初衷，要求有关部门在我或我手下的人与间谍接头时，暂时关上监测器。

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怀疑，西德情报机构已经找到了一种监视我们的新对策。如果我方的监视器关闭10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其中必然有诈。西德一侧的边防站就会随之加强戒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宁肯冒点风险，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谍报机构。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反谍报人员始终被蒙在鼓里。不仅见弗雷迪用此法，见波恩的另一位有价值的耳目也照此办理。这位名叫博尔姆的观点开明的政治家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议会的情报。

弗雷迪几年后因病去世。一次在过境高速公路上与我会面后，没两天即心脏病发作。他的体质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极其繁忙的政治活动，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我们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尽管合作之初我们的关系疙疙瘩瘩，他从未流露出海意。他干这一行干上了瘾，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惬意。作为诚实的雇主，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柏林墙刚修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的部分地段的边界仍有缝隙可钻。我不失时机地向西德赶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报的间谍，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过充分的训练。现在伪造身份更为困难。西德当局开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证明身份和履历的详细材料。西德借助电脑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与其他国家或本国不同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做比较。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刚想出对付我方渗透的办法，我们又有了新的对策。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例如，我方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冒充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可谁也无法担保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哪天不会突然出现，戳穿我方间谍的假身份。随着西德反谍报机构逐渐扩大电脑联网并改进其功能，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最终我们放弃了这种冒险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还要穷于应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统一档案的人。我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间谍情况的综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绝了。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任职期间，整个情报局内没有一份关于所有间谍的材料。我严禁用卡片索引或电脑光盘储存所有情报活动的细节，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序。只有掌握了3到5个关键细节后，才能确定一个间谍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完全不了解其他细节的情况下单独核实。我们的确建立了数十万人的档案卡片，其中包括许多酉德人。他们中有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巨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每个处还保存有我方人员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过60到100人，包括间谍、信使、耳目等。每张卡片上记有化名、地址、工作范围和档案号码。这个号码是指装有某个间谍详尽材料的全套档案。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级军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阅档案都必须向这个保管人说明理由。战时或局势高度紧张时，保管卡片的军官负责把有关间谍的档案从国家安全部转移到临时的总指挥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