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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