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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当地的人为我的到来精心布置住房的举动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对来自东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们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了西德谍报机构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领土，即被罩在两国谍报机构编织的大网之下。西德人员带着这张在斯德哥尔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

西德把我的这张照片和拍摄的其他难辨身份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把所有这些照片摆在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从那一天起，西德新闻界再报道我时，终于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敌人知道我方谍报首脑长什么模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收获。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对西德却颇有稗益。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环绕我们情报局和我个人的神话。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个隐面间谍，而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于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份也已暴露，我们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与北约组织内的那个耳目的接触。这本来是我们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断了这条线才是施蒂勒叛逃给我们造成的最痛心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给中央情报局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时机地抓紧机会学习英语，并拿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他这号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穷困潦倒。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即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把施蒂勒带到边境。米尔克马上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粗鲁地问：“那个乌龟王八蛋施蒂勒，难道就没法子把他弄回来？”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采用50年代双方互相绑架对方情报人员的惊险离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实行东方政策和缓和的80年代，政治上不允许再这样蛮干。部长大人只好作罢，气鼓鼓地听任施蒂勒逍遥自在下去，在法兰克福经营自己生意兴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几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惟一的赢家。

好在突发事件并不总是灾难。198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东德驻波恩大使馆的邮箱里躺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夹有一封写给外国情报局第9处处长的信。负责渗透西德情报机构的第9处是情报局内第二大处，仅次于科技部，也是最忙的处之一。我与这个处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数投上门来的人（指主动找到敌方谍报机构要求当间谍的人）不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准确地使用了我们内部的通讯地址。这表明他对东德情报局的内部结构很熟悉。

信封里夹有一张20元的西德马克。显然，此人意在把这张钞票上的号码作为今后与他联络的密码。匿名者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熟知西德谍报工作内情的专家，愿意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报。条件是一次性付给他15万西德马克，外加相当于现在西德情报局付给他的月薪的两倍的月酬。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成的。为了吊吊我们的胃口，他还透露说，西德方面正预谋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罗伊贝尔拉下水。

这封信出自何人笔下，我们茫然无知。东德驻波恩大使馆外面的监测器只留下了一个镜头。一个把自己包得严严的人往信箱里投了一封信。虽然正值夏天，此人的帽檐却压得低低的，一条围巾遮住了半个脸。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匿名人那相当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写字母的手迹。

最后查明笔迹来自何人完全是运气。我们情报局与西德谍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游戏里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们在西德的一名化名为维兰德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是约阿希姆·莫伊茨海姆。

莫伊茨海姆以前是耶稣会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苏军俘虏。1979年起在科隆一带为我们搜集情报并试图在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发展一个关系。此人叫卡罗勒斯，在总部里负责一台叫纳迪斯的计算机。该电脑里储存有一个花名册，列出哪些人可以参加机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们的人事档案。莫伊茨海姆请卡罗勒斯帮美国人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