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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掌握之中。

正事谈完后，我们为库龙举行了晚宴。国家安全部里经过严格审查的服务员在一旁伺候。库龙讲了一些笑话。我请他看了几部东德的风光纪录片，并表示希望今后能在东德经常见到他。库龙提到上司蒂德格时，这个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前他的脑子还是蛮好使的，”他开玩笑说。“他是个挣俩花仨的人，没有酒就活不了。”当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细节，以备以后用，哪里会想到贪图享受的蒂德格有一天也会自动送上门来。

被库龙这样的人出卖的间谍和鼹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就我所知，东西德的谍报机构都没有出于报复或防止情报泄露的目的下手干掉哪个人。然而双方都无法否认他们使用过勒索或腐蚀的手段。例如，为了胁迫莫伊茨海姆当双重间谍，西德方面冷酷地让他在长期坐狱和叛变之间做出选择。换了我们，十之八九也会这么做。

50年代以后，东德不再判处间谍死刑，叛变的东德谍报官员除外。对我们来说，把西德的重要间谍关起来更有价值，以后待时机成熟时可以用这批间谍换回关押在西德的我方间谍。只有背叛祖国的谍报官员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科技部的特斯克。1981年，他把部里的文件藏在家里洗衣机的事败露。他原来计划携带这批文件叛逃到西德，以此作为卖国求荣的礼物。

1981年，特斯克被处决。他是东德政权下处决的最后一名犯人，从而为历史加了一个悲剧的脚注。下令处决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人们常指责我这个外国情报局局长置特斯克于死地，或至少没能救他一命。我对他的死是否感到有责任？坦率地说，我必须区分各种责任的大小轻重。

特斯克企图叛逃的事败露后，反谍报处与审讯处联手将他逮捕。这两个处均归米尔克管。像所有被东德抓获的间谍一样，他被送上不公开审理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的这一性质令他的处境极为不利。案子到了这一步已不归我们管。不过80年代初时，根据刑法应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变罪的人常常被减免为无期徒刑。我知道特斯克的下场不会太妙，可没觉得他一定会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1981年6月在莱比锡的一家监狱里执行的，事先没作任何声张。处决的方式仿照苏联人的做法，趁他不备朝后脖颈开了一枪。处死特斯克很难说是为了杀一儆百，因为连我们情报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觉得这反映了东德走向没落时思维不清的状态。

一年前，1980年，东德军事谍报机构里的一名海军上尉扎尔科佐夫斯基向西德人出卖了几个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米尔克听说后暴跳如雷。1982年，在一次我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厉惩办投敌分子。“（东德建国）32年后，再出现这类事件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我们中间也会出现败类狗杂种。如果我知道是谁的话，会让他一辈子不得再次为害！”

米尔克这番话表明，他对司法机关宽大处理叛逃人员极为不满。名义上法院独立审理这类案子。但在涉及某个具体案子时，上面是可以施加影响的。特斯克被处决也许就是上面的旨意。此案还有一处令我费解。根据东德的法律，只有证明特斯克确实有投敌行为时才能处决他。这方面甚至还有一个先例。一个叫特伦的官员准备叛逃时被抓获。法院驳回了检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虽然被告有明显的叛逃意图，却没有实际的叛逃行为。因此，即使根据东德的严厉刑法，处决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有人指控我对特斯克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我必须承认，面对一个过于依附于政府并受其操纵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每一位东德的谍报官员都懂得，叛逃的下场很可能是死刑。他们当初参加工作时自己曾宣过誓：“如果日后我违背了这一庄严的诺言，甘愿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和人民的唾弃。”直到1987年东德才废除了死刑。

和平时期处死间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经历过的叛逃事件中既有东德人员，也有西德人员。今天仔细想一想，觉得死刑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一个人投敌的动机很复杂，通常还掺杂了本人的一种自信或自以为是的心理，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

至于臭名昭着的“湿活儿”，即谍报这一行内秘密处决的做法，这种事的确有过，而且今天也照样有。我在这里…一举出在中央情报局手下失踪的人的例子无异于引火烧身，反会被人倒咬一口，指责我如何隐瞒苏联谍报机构的多次不法行为。50年代时期，保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