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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德格逃到东德后，我们有了收拾加劳这对夫妇的借口。库龙早已告诉我们，这两个人被西德收买。由于不想让西德觉察出自己内部有个鼹鼠，我们一直没有动这两个人。现在西德反谍报机构会觉得是蒂德格出卖了他们。加劳和格林德双双被捕。1986年12月，加劳被判无期徒刑。格林德4个月后被释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过去的事。1988年夏天，她丈夫死于包岑监狱。格林德硬说是我下令杀死了他。

事实并非如此。加劳是一个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强的人。阶下囚的日子尤其让他难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没有列在西德要求与我们交换的间谍名单上后才在狱中自杀。由于他先后被自己信任的西德谍报人员出卖过两次，人们后来对他萌生怜意。可在我眼里，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间谍。虽没有死罪，判他坐狱一点不冤枉他。 1990年10月5日，两个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天，库龙来到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员讨论他的去处。当时人们争相自保，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我手下的一名爱将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诱惑，答应帮他们破获我方的间谍。此人正是当初发展了库龙，接待了蒂德格的卡尔·格罗斯曼上校。出卖他人的人最终轮到自己被人出卖。奉命保护我们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两名头号鼹鼠的人结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对眼前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种被嘲弄的苦涩。

格罗斯曼的背叛意味着库龙和为我们干事的其他重要间谍的戏已经唱完了。库龙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默默无语地从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手里接过付给他的最后一笔钱10000马克，并同意接受东德外国情报局当时为保护它的炭发可危的间谍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介绍给克洛勃。在苏联谍报机构的协助下，或许他可以逃到莫斯科。

苏联当时一门心思改善与西德的关系，对我们极为冷淡。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维尔纳·格罗斯曼与他们反复交涉，刚柔并用。最后克格勃终于同意，我们的重要间谍中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均可去苏联避难。库龙最初同意去苏联，时隔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担心一旦去了苏联就再也出不来了。

库龙佯称需要回科隆与妻子商量一下是否去苏联。一到科隆后即给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保卫处挂了电话，称他有要事相商。他打算再要一次花招。他告诉上司说，克格勃想拉他做间谍。他提议以双重间谍的身份为西德工作，帮助西德反谍报机构了解苏联人对什么情报感兴趣。长期以来这正是他为我方做的事。在当时库龙面临的压力下，一个曾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碍投靠敌方的叛徒往往会再次回到自己人一边。危急关头库龙试图孤注一掷。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到头了。

库龙刚来到自己工作多年的科隆反谍报总部的办公室，即被拘留并受到审问。当天晚上，东西德所有间谍中最狡黠的人终于举手投降，供认他实际上一直只为一方工作……东德反谍报机构。由于库龙出卖过大量情报，西德方面虽有来自我方的格罗斯曼相助，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搜集完起诉库龙的所有证据。1992年，他被判处12年徒刑，关在劳席德监狱。直到最后，他都不肯服输。他对自己下场的评论是：“有些人一辈子天天与灰色的文件柜打交道。跟他们过的这种枯燥无味的日子比，我等于活了5辈子。”

蒂德格于德国统一前夕逃到苏联，靠着克格勃及其后换汤不换药的俄国谍报机构的资助，过着吃穿不愁的生活。传说他又帮助俄国人搞西德的情报。我对此表示怀疑。通过与苏联新旧谍报机构里的朋友交谈我得知，经历了德国谍报史上最后几年的反反复复之后，俄国谍报机构对两个德国的谍报人员都心存猜忌。冷战临近尾声时他们感觉，弄清一个德国间谍到底为哪边干简直不可能。今天，他们仍持这种看法。

第十一章　谍报与反谍报

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当。什么苏联如何笨拙啦，在许多方面如何不如其头号敌人美国啦，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啦等等。然而在整个国际关系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所主宰的40年里，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忧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实现赫鲁晓夫发出的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誓言。受此恐惧心理的驱动，西方的谍报与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着。此外，苏联谍报工作的成就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想象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谍报与反谍报工作则源于对西方奉行的击退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后来里根发出的星球大战的威胁的担忧。无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方阵营均怕对方夺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