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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并亲自给执行这一任务的特工人员授勋。）1961年，骄横而又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因卷入一场反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首脑。此前，他曾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别看谢米恰斯特内外表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意识形态上态度强硬的人。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时，他见风使舵，及时站在新领导人一边。此后在克格勃内扶摇直上。他这个人整天担心社会主义制度会受到苏联艺术家和作家的腐蚀，从内部变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围剿。他对外国谍报工作不感兴趣，交给萨哈罗夫斯基去管。萨哈罗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我竭力使东德情报局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谍报机构的“过火行为”拉开距离。这些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奉克格勃为师。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暴力和谋杀。实际谍报工作中，暗杀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是什么家常便饭。我觉得任何一方并不想蓄意杀死对方的人。死者大多数是因为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而致死，尤其是遭绑架时。50年代西方国家拍了一些纪实黑白纪录片，大肆渲染这类死亡事件并借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鉴于这种事自己人之间一般不愿张扬，我们常常借助西方新闻媒体了解这类案件。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严厉手段的时候。由于50年代中期情报总局并入了国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苏联谍报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局与反谍报机构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如果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第20司对某个“异己分子”（借用反谍报机构的一句术语）不放心，我们情报总局恰好又有此人邻居的档案，我们会让这位邻居监视此人并向我们打小报告。任何与政府政策唱反调，持异议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异己分子”这顶可伸可缩的帽子。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恶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们情报局了解某个旅居海外的东德作家的活动和与他来往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材料转给反谍报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反谍报机构了解东德居民在西德的社会关系。

以上在情报方面互通有无的做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均属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样。有人称，由于外国情报局与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机构沆瀣一气，我因此也参与了国家安全部对东德公民的监视和镇压活动。我不想否认外国情报局与这类活动有牵连，但国家安全部内各部门之间的严格分工意味着我们局根本就不该介入国内的反谍报工作。情报总局始终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谍报的机构。虽然我们与反谍报机构有着政府部门之间常见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国内案件从来不归我们管。不过对这些镇压活动以及反谍报机构常常采用的严厉手段，我们是知情的。情报总局与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反谍报部门在以后的合作期间，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见，绝非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既没有下令，也没有同意过这种行为。不过确实对不同政见团体进行过分化和恐吓。这类手法对人心理造成的损害恐怕比肉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摧残术几乎可以说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科学家哈夫曼就曾受过这样的折磨。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被希特勒政权判处死刑。苏军把他与昂纳克从同一监狱中救了出来。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开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呼吁对停滞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如临大敌，封锁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围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来探望他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各种诽谤他们夫妇的谣言四起，包括确有的或编造的婚外恋传闻。我们局的一位特工沃伦贝格还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团体内，伺机破坏捣乱。

诗人兼歌唱家比尔曼经受了同样的摧残。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团体的一员。一次他访问西德后，东德拒绝让他入境，并非法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

温克勒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尔曼的崇拜者。1979年，当局以捏造的所谓“大庭广众之下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随后又把他驱逐到西德。温克勒后来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坐狱期间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俩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次呼吁改革的群众集会上相识。此后也许还成了朋友。1993年夏天，我出庭受审期间，他赶到法庭声援我。第二年，温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