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第1/4 页)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1941年，福克斯通过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库琴斯基与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取得了联系。此后，军事情报局给他派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变化，他最喜欢的是库琴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化名鲁思·维尔纳。足智多谋的维尔纳在外人眼里不过是一位家住牛津，有着两个孩子的性格恬静的母亲。实际上她是苏联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日后她被授予苏联上校荣誉军衔，成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惟一一位女性。维尔纳常和福克斯一道骑车到邱吉尔家族位于布莱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里接头，把福克斯交给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车的椅垫下面。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福克斯对俄国人的联络员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像鲁思，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后，维尔纳居然设法逃出英国，回到东柏林。日后我俩成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她曾扫了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机密材料，可一个字也看不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样。”

而苏联正是凭借着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而改变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个人在苏联研制原子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莫斯科才明确告诉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拖得这样久是为了给西方造成一种假象：为苏联窃取核机密的间谍不止他一个。其他人仍在潜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宫允许出版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回忆录后，才不再隐瞒事情的真相。库尔恰托夫在书里证实，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他得以借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成功经验，从而将研制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时，马上意识到我触到了一块30年未愈的伤疤。福克斯在我们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紧张和不时的抽搐反映了内心感情的剧烈波动。说到被捕的情形时他显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第二次忏悔。

我相信，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自从1959年获释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与负责他的苏联谍报官员谈谈他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过去20多年里莫斯科从未表示过愿意见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苏联方面既不予以承认，也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连他被捕的原因问都不屑一问。他为苏联工作完全出于信仰，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学家的前程。苏联对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块压在心头上的巨石，叫他喘不过气来。

福克斯对自己遭受的冷遇没有说什么。我猜测苏联人对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怀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国反谍报机构军事情报5处审问时出卖了派去跟他联络的人和其他间谍。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证明福克斯叛变的证据。

福克斯告诉我，他意识到英国人开始怀疑他后，自信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视线。1946年英国科学家阿伦·梅因间谍罪名被捕后，英国的反谍报机构找他谈过话。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认识梅的科学家都受过盘问，而且自己回答问题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1950年，风声越来越紧。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头头几次召我谈话，英国谍报官员也在场，”他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会出问题。不过从他们知道我父亲来到东德定居这一点看得出，他们已对我立案侦查。这也是盘问我时间到的一个问题。问到最后，他们开始提及从纽约得到的情况。显然中央情报局把我的材料转给了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