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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77年被红色旅绑架的德国工业家汉斯·施莱尔遇害后，10处编造了施莱尔向红色旅交待内容的记录。不无讽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后，编造出这份供词的布雷默是最早向新闻媒体出卖他所掌握的秘密的人之一。

我的一些同事干起这种事来劲头十足，满脑子的点子。我内心深处觉得靠这种办法并不能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屈膝投降。我认为宣传战的主要用途在于搞臭一些顽固敌视东德的死硬分子。他们对政策和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在这场斗争中，报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施普林格的帝国包括发行量极大的《图片报》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报》。他本人强烈反对给予东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认。直到80年代中，他拥有的报纸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词的德语字母缩写DDR上打上引号。施普林格借自己的报纸大肆攻击承认德国分治现状、促进实现两德之间商业正常化的各项条约。我国领导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以及伴随这种承认而来的贸易和外交上的往来，为此指示我们谍报机构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西德敌对分子。

西德发行量极大的杂志《快捷》周刊和施普林格的报纸持同一腔调。不过这回我们极为走运。《快捷》的总编是冯·努许斯，就是当年我们设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记者介绍给我们的他的同事。50年代期间，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波恩政治内幕的宝贵情报。60年代中，他逐渐停止为我们工作。努许斯愚蠢地以为这段历史从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为敌国谍报机构做过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觉得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任何人只要与一个谍报机构沾上边，就甭想让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于自己的需要随时抖出这段历史，直到你进棺材那一天为止。）

外国情报局一向为效命于东德的告密者严守秘密。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向外界透露这家恶毒攻击与东德签署的各项条约的杂志的总编本人就曾多年拿着东德的钱为东德做事。我们准备借调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这一消息。博斯在波恩认识不少要人，访问东德期间死于一次车祸。他的确与东德的谍报机构有些来往。这次来东德还拜访了一些谍报官员。开车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面湿滑，汽车失控而丧生。事故发生后，马上谣言四起，对这个与东德和西德有着神秘往来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测纷纷。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一位助手维南德。其实博斯不过是死于意外的车祸。我们急于尽快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是，倘若人们怀疑他死因不明，我们在西德的人以后就不敢再来东德寻求指示或递送情报。为此，我们特别邀请《明星》画刊派一人前来调查这次车祸，并允许他参与尸体解剖并参阅其全部有关资料。

我们利用《明星》画刊这位记者的东德之行略施小计，引起了他对努许斯的兴趣。做到这一点没费什么力气。一般持温和观点的《明星》画刊是《快捷》周刊的主要竞争对手。《明星》画刊果然不负我们所望，将此事曝光。努许斯被《快捷》解职。但《快捷》周刊指责《明星》画刊的报道不属实，与《明星》画刊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法院历时数载才做出了《明星》画刊胜诉的判决。这件事表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源于云诡波诡的谍报世界的争端有多么不易。

在德国，一个人的经历有时会有最稀奇古怪的结局。东德垮台后，国家安全部档案中有关努许斯背叛行为的详细材料公布于世。不久后的一天，我翻开一份报纸，一篇署名为努许斯的文章豁然跃入眼帘。此人一向善于见风使舵。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方面的专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谍报首脑都晓得，散布“假情报”的部门一旦运作起来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谓请菩萨容易送菩萨难。这些部门里的专家没有知足的时候，总想尝试更大胆的设想，编出更离奇的新闻。直至今日，我对主管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处干的一件事仍感到无比内疚。该处并不归我管。在这件事上，参与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怂恿。80年代初，由于担心东德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人会受到西德新纳粹分子的影响，该处模仿新纳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里的风格编写了挑衅性的宣传纳粹主义的材料，并将这些传单和小册子邮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对此信以为真，再度陷入对纳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联邦议会还就新纳粹分子一事进行了辩论。我觉得这场让人倒胃口的闹剧极其危险。想出这个主意的某些苏联人为了达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让我们参与组织新纳粹分子的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