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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智囊和主将是一个叫卡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后来成为汉堡大学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论述和平问题的多产作家。他对德国和美国军界和军工界上层人士之间的瓜葛做过认真的研究。国防军工业部门视他如鲠在喉。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宗旨与欧洲形形色色的争取裁军的组织无甚不同。但呼吁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对军人十分崇拜。这9位将军很快发现，他们在和平运动中几乎被崇为偶像。9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数人身上还留下了伤疤。这使他们具有一种和平示威运动的年轻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权威。他们在自己生涯的巅峰时期还参与制定了核威慑理论下的战略计划，从而说话更有分量。谁也无法指责他们信口开河。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主要是靠卡德和冯·迈恩费尔特一手筹办起来的。其实卡德的许多想法和点子源于莫斯科。东德外国情报局还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助。卡德在这一组织内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蒙在鼓里。倘若知道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

我并没有指示部下渗透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中。我不需要这样做。第10处内特别工作组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以迂回手段帮助西方任何可能为我所用的团体。考虑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反北约的立场，加之它在公众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新闻界的知名度，选择它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1980年年底，一名下属向我汇报了他们处的一大收获。他们通过汉堡的一个关系与卡德接上了头。卡德提出与我们见面。我们外国情报局于是派了两名官员以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见他。我们偶尔利用这块招牌做掩护。它的好处在于，一个西德人如果对东德稍有了解或是哪怕多点常识的话，也会猜出他是在与东德外国情报局打交道。这样可以避免对方因我们公开身份感到尴尬或害怕。我们隐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国人，好像动不动就亮出自己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人。

见过几次面后，我的下属给卡德起了个化名，叫超一流。这不意味着已把他当做一名间谍。按照惯常做法，对我们正在秘密调查的人，均以化名称呼。不过根据给卡德起的这个化名判断，我的部下认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笔交易。卡德谈到了将军争取和平运动，表示需要经费公开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影响公众舆论。经过协商后我批准每年资助他们一笔钱款。

这笔钱直接付给卡德。虽然数额有限，但由于该组织人数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补贴，用于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费用。与此同时，卡德还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外国情报局牵上了线，并根据同克格勃人员商讨的结果起草了宣传要点。这一文件确立了该组织活动的基本方针。 这并不意味着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成员都知道卡德与外国谍报机构的关系，或者该组织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东德的影响。这批将军的所作所为皆出于信念。不过他们的确常常采纳卡德提出的观点。以巴斯蒂安1987年在东柏林接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为例：

采访人：你是否认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发言有助于巩固和平的势头？

巴斯蒂安：是的。我认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只不过目标还不够明确。希望今后再进一步，在本届总统任期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具体的一步：从欧洲撤出核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经费来源，我无法确知。但与卡德关系密切，从一开始就参与筹建该组织的迈恩费尔特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东德安全部插手其间，如果不是知情的话。

自从1992年巴斯蒂安和情妇凯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双双自杀以来，研究人员、朋友和记者围住我不放，追问巴斯蒂安自杀并杀死他的情妇是否与公开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有关。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档案里除了他们访问东德时观察到的一点情况外，没有别的内容。他俩在绿色运动里的一些盟友怀疑涉及他俩的档案已被销毁。对此我想指出，1989年＊月至1990年1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报档案被销毁。据我所知，这批档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间谍或耳目。巴斯蒂安与凯利的档案不属于这一类。1995年12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终不承认他与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有染。死后他以一名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