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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戈尔巴乔夫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说他的做法是错误的难以服人。受他的开放思想的影响，东德人民联想到本国的舆论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昂纳克扬起下巴，倔强地说：“我永远不会允许东德境内发生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我问他是否了解示威抗议的队伍正在日益膨胀。他们得到了东柏林和莱比锡路德教会的支持。几个月后，这批人成了东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间力量。

“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对付他们并不难。”昂纳克说。

1989年3月，在东德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个人》与读者见面了。此前，东德政府刚刚查禁了一期苏联《人造卫星》杂志。这一期上登有新近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于是公开化了。如今东柏林反过来倒对苏联实行新闻检查。

我决定利用这本书在东西德同时出版的机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改革，反对病入膏盲的现政权。我表示不赞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卫星》杂志。当西德的一位电视台记者问我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时，我回答说：“我为苏联有他这样的领导人感到高兴。”

第二天，我听说我成了政治局成员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米尔克打电话通知我，政治局认为我的表态是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并决定我不得在即将举办的莱比锡书展上就《三个人》一书接受新的采访。借用美国政治中一种粗俗却入木三分的说法，我在帐篷里往外尿了一辈子后，现在开始体会到人在帐篷外往里尿尿的滋味。我没有去正面顶撞政治局的决定，而是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推销我的书。此时正值国内危机日益加深。人民对5月份选举中统一社会党靠操纵选举程序得以继续执政越来越反感。

当年夏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新开放的边界潮水般地涌入西德。我和其他几位深诸国家安全部的有头脑的同事一样，十分担心会爆发流血事件。酝酿了几十年的积怨已接近沸点。我找到昂纳克的当然接班人、身材结实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克伦茨，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动用已呈如惊弓之鸟的国内安全部队对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难免。这些部队只从手册上见过这种场面，根本没有对付它的经验。我递给他一份备忘录，里面解释了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克伦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这个我懂，米沙，”他说，“政治局里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写的这篇东西，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个字，第二天我这个委员就得给人橹了。别忘了，戈尔巴乔夫在前三任总书记期间沉默寡言了几十年才自己当上总书记的。”他的这番话与我多年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

10月18日，昂纳克和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在众叛亲离之后被迫下台。没有哪一个人出面对此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没有米尔克的积极参与，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不可能被撵下台的。克伦茨被扶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在电视台发表了一通不痛不痒的呼吁和解的讲话。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他显得力不从心。

布莱希特有个精力充沛、深明大义的孙女，叫约翰娜·沙尔。她邀请我参加定于11月14日在东柏林开阔的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这是一次呼吁和平变革的集会。我深知现在已不是谨言的时候了。参加这次集会的还有作家沃尔夫、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对派团体“新论坛”的领导人博莱和赖希。面对眼前晃动的要求结束一党专制的标语牌海洋，我心里明白，统一社会党独揽大权的末日已经来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就此完结。我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既奉行社会主义政策，又允许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及财产权利的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可以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竭力劝说参加集会的50万人以及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数百万人不要使用暴力，并谴责了目前不分青红皂白，把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一位成员当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替罪羊的气氛。这时，人群中开始发出嘘声。他们根本没心思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前将军高谈阔论什么斗争要有理有节的大道理。

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