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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眼里，谋报世界一定显得荒诞不经。谍报工作往好的方面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往坏的方面说就是邪恶。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人们正在用比以往更开阔、更解放的眼光评估谍报工作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央情报局受到的指责尤甚。人们批评它耗资几十亿后也未能预先看出苏联行将解体，而且还出了一个鼹鼠，导致苏联境内的整个谍报网遭到破坏。

我认为，双方庞大的谍报机构各裁减一半丝毫不会影响它们的效率。不错，在人造卫星和电脑“黑客”的时代，搜集情报当然离不开昂贵的技术手段。但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术手段只能帮助查明某一瞬间的情况。至于各种秘密计划、选择和其他的考虑，哪怕是最先进的卫星也无法察觉。

此外，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与总部人数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可以说，任何一国优秀间谍的数量与其谍报机构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时即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国家安全部其他部门的做法则相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最后达到8万余人。对一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对东德的生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终与帕金森定律做斗争。1987年我离开外国情报局时，我们局有3000多人。4年后它解散时，已涨至4000余人。与此同时，潜伏在西德的间谍人数却一直没有变化。最后几十年里，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人数不过1000余人，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因此，虽然谍报机构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确它们的使命的话，可以大大减少其人数。毫无疑问，谍报机构可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上猖极的毒品贩子集团。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也绝对离不开各国之间的合作。不过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竞争对手的秘密，政府部门的间谍在搜集工业情报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

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对谍报机构加以精简的话，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难以抵制暗中监视、控制自己人民的诱惑。谍报机构按其工作性质本来就不民主。毋庸讳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谋报机构会成为践踏公民权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会里的立法机构也难以驾驭谍报机构。由于谍报工作的秘密性质，通常很难要求它们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公开汇报自己的工作，接受监督。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此。即使是经过挑选的少数议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也无法了解到最核心的机密，例如西德联邦议会和美国国会。所有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层出不穷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存在政治冲突，只要武装部队负有解决这类冲突的使命，任何一国都离不开一个侦查潜在敌人的意图及能力的机构。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充其量只能争取确保谍报机构严守事先为它们规定好的职责，不得卷入其他活动。然而暗中的较量会继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负，这种较量绝不是什么游戏。它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人会为此坐牢，有人身败名裂，甚至有人为此丧生。而他们搞到的情报并无法决定一国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许只能施加些许影响。无疑，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干了一辈子谍报工作后，我不禁思忖，这一代价是否值当？

杜塞尔多夫法庭结束对我的审判时，我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一个年愈70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过。审判期间，‘叛国罪’一词不绝于耳。我扪心自问，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无比珍惜这些原则。今天我认识到，我们过去频频失误，犯了许多性质严重的错误，而且往往是已铸成大错时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当年我们满腔热情去改变世界时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

通过讲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说明，我从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无论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做出的决定有时多么有争议，无论我们给自己或是别人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一生碌碌无为。

回顾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斯大林的罪行，也不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的条约，而是战争年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