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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在秦国展开。《通鉴》对这场辩论只做了简单的交代，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情景一定远比《通鉴》中来得惊心动魄。

卫鞅对秦孝公说：“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而讲论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也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如果要建立万世的基业，就不能与众人商议。因此圣人只要可以强国，又何必拘泥于传统？”

秦国大夫甘龙反驳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只有按照旧的典章制度办事，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百姓安定。”

卫鞅说：“常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则往往陷入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做官守法可以，可是不能和他们商讨变法这等大事。聪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受制于法；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墨守成法。”

这几句话无疑是在讽刺那些墨守成规的大臣，同时也表达了卫鞅的自信。当然，作为一国君主的秦孝公不会轻易被这几句话打动，但问题在于，在这些话以前，他已经被打动了。由于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变法终于得以施行。

卫鞅变法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好像没有文化措施——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中国古代的变法往往集中在两个目的上：富国和强兵。而在农业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民最利于富国强兵呢？——最好的臣民是只会服从命令做事的臣民，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条理论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所以历来中国古代的变法，都不会在文化上做什么文章，最好让老百姓一辈子都笨下去。

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在经济上，卫鞅都做了些什么。

（1）废井田，开阡陌。这是卫鞅变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条，简单来说就是从奴隶制土体国有制转向封建制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一项传统，直到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这种传统仍未被打破，士农工商这种阶层的划分深深的植根于人的心灵。甚至于到现在，我们看到某某人经商发财，仍不禁与“奸商”相联系。从现在的角度看，重农抑商当然不对。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这种政策的推行，无疑会极大的鼓动农民去垦荒种地。

（3）统一度量衡。当时秦国各地的度量衡标准不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卫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卫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卫鞅量”中得知，卫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卫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这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要看得是卫鞅的整治措施。还记得我们在上文里提过，当时卫鞅变法来到秦国，当时他带了一本李悝主编的《法经》，因此可以说卫鞅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魏国的法律。但是作为一个著名法学家，卫鞅一定会有他的独创性。他在政治上彻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以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为重点。在这个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他前辈吴起和李悝。而这也是秦国最终可以统一六国的一大要素。

其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

（1）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爵制。这一制度的推行意味着以前宗室贵族们的长期饭票从此作废，想吃饭？行，自己拿命挣去。而对于那些普通的士兵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福音，从此英雄不问出身，只问英勇杀敌。上战场，能砍人，就可以成为朝廷新贵。这一制度的推崇使得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可见，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的。然而这一制度的推行，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为卫鞅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史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2）改革户籍，编民为什伍，实行连做法。这招够狠。将秦国的百姓变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有罪，九家告发，若有隐匿，十家并罪。同时，卫鞅还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3）推行县制。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质的制度改革。具有分权味道的分封制变成了具有集权味道的县制，从此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卫鞅在秦国共设立了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