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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效果。嘉靖二年（1523），巡盐巡检程景贵就曾率逻卒搜得太监李昙往来淮扬时携带鬻卖的私盐。但是，犯盐法的李昙诬诉于东厂太监芮景贤，奏知皇帝。结果，被官校逮捕进京治罪的却是程景贵，犯法的与执法的竟来了个大颠倒。

隆庆元年（1567），议准御马监、尚膳监取啖马凉盐及鱼蛤等盐，只准“于见卖商盐买用，不许下场易买。敢有仍前指称者，听所在官司拿究。势众者，邻近州县约会擒捕”［121］。这命令正反映了二监下场易买夹带盐数量之多、气焰之盛。

丙、宦官借盐勒索种种

宦官借盐以自肥的名色尚有多种，如：湖广盐商船照例应赴武昌府挂号纳税，用作军饷。正德时镇守太监杜甫以修公署为名，奏请借用。户部认为这做法不仅无补于经费，而且有害盐商，断然拒绝。但是，杜甫这样做并非开先例，前镇守王润、赵荣就曾有此举，所以武宗在“令从轻征收”的幌子下，仍诏借予。正德三年（1508），两广镇守、市舶中官恃势欺压盐司，明使家人以关支户口食盐为名，起关驰驿，买引行盐。买时压低价钱，卖时不依次序，哄抬时价。对此，吴廷举感慨地指出：“巡抚非不知此，念与同官，难为禁察；属司非不知此，分在治下，岂敢抗违！两广盐法极弊大坏，未有甚至此者也。”［122］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杭州府志》还载有“中贵稽留水程”，即拘住盐商运盐的通行证以索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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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8）

嘉靖四年（1525），守备凤阳右少监王德，要求经过盐商照引挂号，户部一针见血地指出：“迩来商贾安便，无事稽查”，王德此请之目的只“为勒取渔猎之计”，不可许，但世宗仍诏准管理。《明会典》还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令年例盐到京，“其供用库等衙门，止照原派数目，速为收受，不许刁难勒”。这又从另一角度暴露了宦官在盐上搞的花样。

万历年间，随着矿税使的派出，借盐取利更形猖獗。洪武年间规定，盐四百斤为一引，后称大引盐。弘治年间以两百斤为一引，称小引盐。洪武初，又定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两百斤为一引。但据《明史·食货志》载，鲁保鬻两淮没官余盐时，开存积八万引，每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压正盐不行”，以致“商民大扰，而奸人蜂起”，盐课一片混乱。山西、福建税监亦领盐课。以至“三十四年（1606）夏至明年春，正额逋百余万”。到了这步田地，连鲁保自己都害怕了，请求停止存积引盐。但虽然停止，“而引斤不能减矣”，酿下了后患。高则在福建私造南京户部盐引，每封四百引，索银四百余金。这些伪引达到70％，以至“商人破家吞声，切齿自经死”［123］。

而借盐谋利，搞得最荒唐的，莫过于百户高时夏与宦官勾结，捏奏和处理福建、浙江余盐一事了。

万历二十七年（1599），高时夏为了取得圣旨占据盐利，捏奏福建、浙江余盐山积，岁可得银三十万两。为了证实自己的鬼话，还给皇帝画了一幅“树株茂密，合抱森森”的盐山图。尽管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叶永盛、浙江巡抚刘元霖、福建巡抚金学曾等反复执奏无余盐，嗜财如命的神宗还是迅速派浙江督理税务内官刘成前往浙江查理银子解进。刘成与叶永盛、刘元霖到各盐场踏勘，又将历年掣盐引目查算过，清楚知道不但没有余盐，而且缺盐近百万引，课银亦短缺，但他仍迫令叶永盛“多方设处，以称上心”。于是叶永盛只得裁减公费，增加滨海地亩税，新增盐课、盐牙税，各商照引加税，各灶照户加煎……用各种办法凑上二万六千两银。事情结果是：神宗在大臣反复上疏哀吁下，承认了“并无盐斤存积”，高时夏是“误听妄奏”，而这二万六千两银子却毫不含糊地下令每年解送刘成处解进应用［124］。其后果，是杨鹤在视鹾两浙后条陈中所说的“不得已行废引十五万，加税十五年，其征银五十五万五千两，而商灶之膏脂殆尽”［125］。福建亦迫得岁解银一万三千多两。

总之，宦官在盐上谋利的花样繁多，手段狡猾。对盐政破坏的结果是，商引壅滞不行，私盐充斥，百姓饱受盐价过高之苦，政府收入减少，为了军事目的创设的食盐开中制亦因此“废弛殆尽”，出现了商贾困敝、生产凋零、边储日乏的困境。显然，这些都足以使边防力量削弱，财政危机加深。

（二）　宦官之财富

1。　权宦之巨额财富

按照官样文章，宦官除衣食于内廷外，收入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