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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时，王敏政、胡良辅又以无桥为借口，勒索银两，称为“无桥价”［142］。崇祯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卢维宁到朝鲜肃川时，将接待他的大厅里的一切铺陈器皿，全部搬上了自己的船。沿途又拒收礼物，一切均要折成银子送给他。到了碧蹄馆，又以送给他的银子和人参的数量，比以前送给王敏政、胡良辅的少，大为怒恼，故意停留两天，不肯上路。直到朝鲜京畿监司李圣求与远接使和他们商议，除开读礼时送银一万两，人参三百斤以外，另又再加给银二千两、人参二十斤，才肯前往京城。与此同时，卢维宁又将自己带往朝鲜的物品强令朝人高价收买，如“一等头目之物货，折银八万五千一百余两，而缎绡只五十—匹，余皆杂物。燔造石佛称以玉仙，折银二百两。僧人念珠，折银五十两。石珠名以琥珀，折银五两。”其中许多东西都是“虽取一两，犹为自给”的。不仅如此，在与朝人贸易时，又“以小易大，以贱换贵，征索无厌”，致“市民皆将溃散”。这些强制的不等价交易激起了朝民的愤怒，当卢维宁赴宴后归宾馆时，朝“父老等列立路左，一时痛哭，以示其闷迫之状”。结果，朝鲜仁祖不敢开罪卢维宁，竟下命“囚治首倡者，拿推平市官”，以息卢维宁之恼。后来卢维宁虽因此被参，皇帝仍“念远涉劳，姑免究”［143］。这些都使得中外关系中的矛盾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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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1）

3。　权宦对财富之滥费

宦官不择手段地攫得大量财富后，或是几十万、上百万地予以窖藏，使它们离开了流通领域，加剧了明中叶以后普遍出现的“银荒”，或是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欲的奢糜生活；或大建寺庙、生祠。这些都加强了古老的商业资本的封建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紧紧追随着最高统治者，同样过着寄生生活的宦官，也具有封建统治者的通性——最大限度地挥霍财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淫欲；明代高度的中央集权，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手工业又为这种挥霍提供了条件，使它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宦官只是奴才，不是主子，只管花销，不管收入，更不会顾及生民涂炭，所以除个别例外，在浪费财力、物力上，他们往往比皇帝还要无所顾忌。成化中，“梁芳、韦兴等作奇技淫巧，祷祠宫观，宝石之事兴”，单是为僧继晓在西华门外建大镇国永昌寺，便用了内帑银数十万；又竞献珠宝以求得宠，使后宫“器用以珍宝相尚”。就这样，把“累朝储以备边圉缓急”的内帑十窖积金花销殆尽，连宪宗都指斥他们“帑藏之空，皆尔二人为之”［144］。成化、弘治时，太监等病死建坟，只给五十两银，正德时骤增至五百两。黄蜡，明初每年只用三万斤，成化以后加至十二万斤。内侍巾帽靴鞋之费，成化年间用二十余万，正德八（1513）、九（1514）年增至四十六万，末年至七十二万。万历时，惜薪司暴敛，连司礼监太监张宏都慨叹“兹（炭薪）丘积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永乐一朝，在明代尚属“岁用省”之时，成祖朱棣已经指斥宦官“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更遑论明中叶以后宫内岁入不足，便增添税收，“佐以榷采，又每传取外府入内”［145］之时，其结果自然又是加重了百姓负担与明廷的财政危机。

（三）　宦官与土地关系

明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明王朝曾实行了赈恤、招抚、蠲免、治水等一系列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又大力鼓励垦田，广设屯田。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垦田数字激增，仓廪充盈，军国所需大都可以依靠屯田供给，出现了民气渐舒，经济开始兴盛的景象。但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无所不到的宦官的触角，也迅速伸到土地上来了。他们在替皇帝主子扩充皇庄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占夺土地，不仅吞噬民田，而且攫及屯田，这更加剧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小农经济破产了，屯田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随之而动摇。

1。　宦官与庄田

明代宦官与土地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与庄田关系密切。

明代庄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宫中庄田，称皇庄；一是皇帝赐给王府、勋贵的田，称王府庄，勋戚庄，均不纳国赋。宦官则既管理皇庄，又因被赐田而直接拥有自己的庄田。

（1）　宦官与皇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皇室直辖的庄田却不多见。汉代的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