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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主办者是几位新学的倡办者。社址设在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内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里，条件简陋，但主笔却是津门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陆辛农先生。

陆先生个子不高，为人爽利，能书擅，喜欢植物学和制作标本，精于小写意花卉。记得我年轻时在国研究会工作，见过他几次。他年事虽高，说话朗朗有声，十分健谈，喜欢开怀大笑。他对津门掌故知之颇多，常在报端发表文章，笔名“老辛”。文章中怀古论今，总是包含许多珍贵的史料细节，观点也很开放，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开明人士。因而他主编的《醒俗报》，自然是内容鲜活，视野开阔了。

《醒俗报》还邀请一位名叫陈恭甫的家作图。陈先生是一位市井名家，善时装人物。这在当时充斥古装仕女和山水花鸟的坛上是很难得的。陈恭甫的很写实。他虽然不像上海吴友如那样精工细致，却密切配合新闻，得很快，半工半写，但极有生活气息。在今天看来，中许多场面，都是今日再难见到的历史生活的图景。

《醒俗报》具有很强的批评性，这是上海的《点石斋报》所不具备的。它始自创刊，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用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特别是直接针砭官场的种种*，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些直接介入生活与现实的办刊方针，贴近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自然受到世人的欢。尤其当时“漫”一词尚未流行，讽应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型种。

也正为此，《醒俗报》历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1908年初夏，成亲王之子载振赴黑龙视察而途津门，天津南段警察局长段芝贵为了谋求黑龙巡抚职务，用巨金买伶人杨翠喜向载振行贿。这桩“美人贿赂案”惊爆于世后，津门家张瘦虎了一幅讽名为《升官图》这应是中国漫史第一幅反*的漫了。他投稿给《醒俗报》，揭露这一丑闻。刊物的主办人吴子洲胆小怕事，阻挠这一图新闻的发表，因之主笔陆辛农与另一刊物主办人温子英愤然而去。一时此事也成了新闻。

后来，解体后的《醒俗报》改名为《醒华报》。馆址迁至当时的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办刊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一直坚持着《醒俗报》创刊以来锐意批评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图新闻上的自由评点，犀利而尖刻，为全国任何同类刊物所不及。此外，还增加了绘图小说、科技常识、趣味猜谜等内容，更符合大众生活的需求。至于封面图案，一直采用讽，风格一如既往。《醒华报》的寿命不短，从清末跨时代地一直办到民国初年（1913年）。

陆辛农与温子英离去后，在日租界旭街德庆里内另办一份《人镜报》，开本比《醒华报》略略横长一点，只是文字采用了新式的铅字印刷。办刊主张和《醒俗报》没有两样，也是用讽来做封面，只是增加了文字版面，更适合识字的人阅读，相对平民性也就差一些。

这样，一时天津就有了两份刊《醒华报》与《人镜报》。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几年，天津出现的这些报，显示了这个城市文化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自愿担当唤醒民众的责任，而且敢写敢，富于勇气。今日读了，仍心生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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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1）

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而旧黯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化为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后边我再说这页日历和那些照片是怎么来的。现在只想说，每次打开这信封，我的心都会变得异样。

变得怎么异样？是过于沉重吗？是曾的一种绝望又袭上心头吗？记得一位朋友知道我地震中家覆灭的历，便问我：“你有没有想到过死？哪怕一闪念？”我看了他一眼。显然这位朋友没有过大地震这种突然的大难降临是何感受。

如果说绝望，那只是地震猛烈地摇晃40秒钟的时间里。这次大地震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后来我楼下的邻居说，整个地动山摇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喊，叫得很惨，像是在嚎，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叫。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我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我刚刚把儿子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如果我的动作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我紧抱着儿子，试图过身把他压在身下，但已没有可能。小铁床像大风大浪中的小船那般癫狂。屋顶老朽的木架发出嘎吱嘎吱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