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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　＇。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路线，将打击矛头对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在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　＇。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路线”时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的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对於那些己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　＇。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成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以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阶级出身），最终将“阶级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於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和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主的行为。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　“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成份的彻底检查”＇　＇。1947年土地会议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的阶级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　＇。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　＇。

从中共创建新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统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最终，“阶级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过迅速组织“阶级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