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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疆土。熊文灿深信不疑，立即发给十万人六个月的军饷。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农民军陆续投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与此同时，五省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廷在陕西全力围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农民军接连受到挫折，几乎近于瓦解。

崇祯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命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经过几次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一千人马出川，进入汉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心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获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在潼关南原布置埋伏，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阵脚大乱，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策马逃往商洛山中。

至此，所谓“十年不结之局”，是否真的可以了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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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1）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正当杨嗣昌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时，皇帝还在为“虏”与“寇”——外患与内忧而困扰。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一问题出谋划策。他的担忧概括为八个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对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旁征博引，以古喻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历史典故，其一是东汉初年，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光武帝力排众议，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匈奴单于的议和请求，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其二是，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由于国力不济，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向皇帝建议：万全之策是分清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这种言论虽然隐晦，但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主张与清朝（崇祯九年〔1636〕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议和，争取时间全力从事“安内”。

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宋朝对辽、金的妥协遭到后人无穷的唾骂，明朝君臣对于向后金和大清议和，一直讳莫如深。其实，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朱由检即位以来，明朝与后金（清）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宁远总兵祖大寿、蓟辽督师袁崇焕、宣府巡抚沈启时都有过类似的接触，杨嗣昌只不过想把这类接触转化为实际成果而已。目的很明显，向清朝方面施放和平谈判的气球，缓和边境压力，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内乱。

在他的授意之下，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太监高起潜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受到清朝方面的礼遇。皇太极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议和，他愿意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皇帝汇报：既然对方有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在宁远谈判，这样就不至于每年都有京师畿辅的岌岌之危，可以腾出手来平定“流寇”。因此请求皇帝准许方一藻、高起潜在谈判中可以“便宜从事”，得到了朱由检的默许。

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写给总督太监高起潜的一封信，信中说：同意和谈，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夏秋必有举动”——意思是兵戎相见。方一藻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极力主张“和议消祸”。杨嗣昌随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信息，强调指出：当年五省总理卢象升在中原战场已有胜算，由于边防紧急而撤至长城沿线，遗憾至今。假如有人用计谋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那么中原内乱早已平定了。他的意思是，用议和争取东北边疆三年没有战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

朱由检以为不无道理，但是碍于皇帝身份，不能明确表态，只是含蓄地命令方一藻、高起潜“细酌”——细细斟酌，相机行事。杨嗣昌以为如此大事，仅仅“细酌”二字不足以压服舆论，一定要皇帝“圣鉴允行”——明确表示同意，边防大臣才敢于放手进行。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和谈，方一藻建议朝廷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模式，与对方谈判。

朝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