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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获悉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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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七月初五日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要杨嗣昌与黄道周当场辩论。黄道周一开口就大谈天理人欲，朱由检立即打断他的话，批评他接连上了三道奏疏，动机不纯。因为此次会推内阁大臣名单时，原本有黄道周，他考虑到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没有任用。黄道周解释，他上疏是支持南京御史林兰友与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弹劾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然后与杨嗣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2）

朱由检看不惯黄道周的傲慢语气，表面上大谈伦理纲常，实际上是肆意泼骂。稍事休息后，朱由检为会议做了总结。他先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不能处理内外交困的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公忠为国之心。话头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大臣们，专心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提拔一位大臣，马上百般诋毁。随即，他作出决定：黄道周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都给予降职处分。他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杨嗣昌，但是始终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

皇帝既然没有对和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

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和蒙古联军，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直逼北京。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

看得出来，朱由检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洪承畴、孙传廷调往长城沿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宣告不攻自破。当时杨嗣昌曾经向皇帝建议，洪、孙二人之中应该留一人继续平定内乱，他拒不接受。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攘外重于安内。假如他能够果断地决定与清朝议和，那么以后的形势发展也许不至于如此难以收拾。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合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京师；同时特赐卢象升尚方宝剑，命他总督各路勤王之师，保卫北京。

大敌当前，政府内部的分歧顿时趋于明朗化，卢象升与杨嗣昌的矛盾首当其冲。卢象升反对杨嗣昌、高起潜的议和主张，而受到排挤。继而又遭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心灰意冷，在缺乏粮饷与兵力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十二月十一日在巨鹿县贾庄，被清军包围。卢象升身先士卒，拼死奋战，从早晨鏖战到下午，弹尽粮绝，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还大声疾呼，从马上跌下阵亡。

一场震惊朝野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清军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由于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奉命率领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廷向朝廷建议，把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原地对付“流寇”，朝廷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心生疑忌，催促他出任保定总督。孙传廷以耳聋为借口推辞，激怒了皇帝，下令把他革职，逮捕入狱。

洪承畴调往辽东，孙传廷投入监狱，中原战场难道没有后顾之忧了吗？非也。

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崛起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仅率十八人突围，收拾残部后，转移到陕西南部的商洛山中，休养生息。这年年底，他为了重整旗鼓，带了几十名随从，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同乡战友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

张献忠设宴款待。酒过三巡，他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道：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奔走干嘛？

李自成仰面大笑，连说：不可，不可。

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