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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祯不得不在脑中想到一个词：众叛亲离。

人心尽失。钱，或者可以买来一点士气，然而也筹不到。没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气皆无的情况下打仗，就算去打，也注定要输。

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赢就跑，这总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对于崇祯吊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读者，一定会问：他干吗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个中国，何必非死守一个北京不可？

否。崇祯当然想到过逃跑，而且这件事还成为明朝常见的空耗唾沫的争论中的最后一次。

最早是谁先提议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笔记》说：“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洩。”｛206｝周延儒下狱，在崇祯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则崇祯与他商量南迁的事就应该在这以前。然而，谁动议的呢？周延儒，还是崇祯本人？另外请注意，引起动议的原因是“边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207｝周皇后老家在苏州，所以由她想到这个点子，比较自然。从史传所述语气看，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旁敲侧击、欲言又止的试探状，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时间不好判断，“寇急”既可解为“边寇”，亦可解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祯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长城、大举进入中原时说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杀奔北京而来之后说的。

姑且假设，最早是周皇后的“微言大义”启发了丈夫，崇祯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辅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时候，崇祯知道事情关系重大，专门叮嘱“无洩”。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懿安皇后张氏———也就是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得知后，找到妯娌周皇后，对她说：“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这话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这里，能扔下不管吗？这个质问很严重，相当于“数典忘祖”的指责。崇祯大窘，追查谁走漏消息，查不出来（据说周延儒被诛与此有关），只好暂且搁置。｛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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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8）

搁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对，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这样重大复杂的问题，崇祯也并不晓得应该跟谁谋划。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发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检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谈论此事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风霾”、“文武乱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华、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举荐，朱由检在德政殿召见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听取他对时局的意见。

李明睿有备而来，他请皇帝屏退左右，然后单刀直入：“自被提拔以来，微臣一直积极搜集情报，据微臣所知，情势非常急迫，贼寇很快逼近京畿，现在已是生死存亡关头，如要缓眼下之急，只有一个办法———南迁。”崇祯闻言，第一句脱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显得很紧张。接着以手指天，问：“上天未知如何？”这句话表明，懿安皇后的质问使他对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压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难知，此事目今只能请皇上自己做出决断。”崇祯感觉到他的诚恳，终于承认：“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他明确说，李明睿所想“与朕合”，但也谈及主要顾虑是“外边诸臣不从”。这时，他几乎毫无必要地再次强调：“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洩，洩则罪坐汝。”这一方面与崇祯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惧怕。｛209｝

迁都，历史上屡见不鲜。古有盘庚迁殷、平王迁洛，晚近有宋室南迁；本朝也有成祖迁都于北京的先例。朱由检何以如此顾虑重重？他的担心有道理吗？

事实很快就会做出回答。

朱、李君臣详尽讨论了计划的细节，包括路线、军队调遣、资金等问题。但朱由检没有立刻交付廷议，他想等等看，看战事的进展是否还有转机。

大约半个月后，李明睿递呈奏疏，正式提请圣驾撤离北京———这是由崇祯授意，还是李自己的行动，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带头反对，他们指使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激烈谏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至有“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论。

一位美国汉学家分析，反对的背后，是大臣们的私人利益在起作用。主张南迁的多为南方籍官员，反对者则相反，“没有什么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