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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者却竭力宣称，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后，重组过于庞大、过多干涉、经济上无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增长，民众阶层将会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所谓的“滴漏效应”，脱离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状况；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在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进入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行列。实际上，在拉美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的财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20倍还多。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8）

美国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向拉美国家大量的美元资本输出，而一旦获利资本回流，就引发连续的金融动荡。按照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的计算，1982—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等于该地区1/3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些流出国境的资源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以巴西为例，据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同时，在1997年，巴西进入了偿还内债的高峰期，政府不断地从国内外市场上借入新债偿还旧债。这一方面加大了国内货币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外汇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1998年，资本的流入发生了逆转，国外资本开始逃离巴西市场，终于导致巴西在200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

正如阿根廷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蒂里奥·　博隆教授所说，疯狂的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为建立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霸权主义资本家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

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托萨恩特指出，在1982—2000年间，拉美偿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美元，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1982年达到了3332亿美元的最高峰。但是，债务还在持续增长并于2004年达到天文数字7230亿美元。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不能偿还债务并认为债务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原因。债务还是勒索与控制拉美的工具，阻碍了拉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我们今天看到的厄瓜多尔总统总是连续被印第安人运动和平民*所推翻，阿根廷政府不断更迭，*发生民众抗议，委内瑞拉发生玻利瓦尔革命等这些拉美国家的动荡，正是美国的经济殖*义者希望看到的，这也是美国利益的需要。

但是，拉丁美洲也不是完全按美国设计的模式，经历过连续多年的经济动荡和政权更迭和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不公后，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左翼政治势力的发展迅速，其中以查韦斯总统最为引人注目。

查韦斯于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为了纪念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人们常称他为“南美的乔治·华盛顿”），第二年他就把“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国名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缺乏生存力，政治上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使得拉美人民转而支持非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并寻找其他发展模式。

四、拉美陷阱与美国受到的挑战

“拉美陷阱”和“拉美化”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和拉美许多国家一样，都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转型，都在搞吸引外资政策，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中国也一度出现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等现象。

逢敌亮剑清理后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9）

一方面是经济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一方面是现代化有所进展，另一方面是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专家们所说的“拉美陷阱”。

在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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