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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先生在“后记”中说，写这些书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普及经济学知识；二是为底层百姓说话。他说的这两点，无论谁这么做，而且不论做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对他另眼相看。就像经济学家茅于轼一样，尽管我不大同意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但是，他呕心沥血地著文普及经济学知识、扶贫（办扶贫学校、创扶贫基金），我非常景仰。

从卢周来先生的这本文集，我看到了一位经济学者的良知与责任。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感性的言论，且举3个例子：

（1）不公平贸易。他在开篇——《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一文中，谈到乡下养猪协会剥削百姓的问题：乡长组织养猪协会，农民养猪，必须由协会统一进饲料（当然是高价摊派），百姓养的猪也必须统一卖给协会，不得私自屠宰或者到市场上卖。卢周来先生的分析是，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不公平贸易（国际贸易）的影子，他说，只要是初级产品，就必然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卢周来先生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而在于地方政府“越位”。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称为“守夜人”，现代经济学更多地称之为“裁判员”，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市场的交易活动，而应该去维护市场秩序，是游戏规则的监督者。当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还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行事，搞什么协会，名义上是为百姓说话，实质上却盘剥百姓，而且，这比征收税费隐蔽，更容易实施。这种“越位”，苦了广大老百姓，使百姓遭受损失。

看来，“养猪协会”及其带来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贸易问题，是体制问题。

（2）经济学为谁服务？卢周来先生在《富人与穷人》一文中说，经济学都是为某个阶层服务的，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

我在《经济学为谁服务？》一文中说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没有什么阶级色彩。譬如需求定律说的是：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了，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有效需求数量将下降。这个定律，能看出它的阶级性？不能。

我将经济学看做是工具，解决人类选择难题的工具。但是，使用工具的人不同，他的作用不一样，阶级性在这个时候也许就体现出来了。作个类比：一把刀，在农民手中，它就是砍柴刀；在屠夫手中，它就是宰牛刀；在土匪手中，它就是杀人的刀。但是，刀还是那把刀。

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部分，其实是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理论。例如，彩电价格上涨了，站在消费者角度的经济学家可能坚决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买同样的彩电付出的代价更高；站在厂商（包括生产者和销售商家）角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应该涨价，因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的观点经常不一致，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美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阶层或阶级）不同。

（3）需求定律。卢周来先生在《点评乡下姑姑来信》中说，猪的价格下降，他的姑姑反而增加了猪的饲养数量。他认为，这个现象是一般需求定律无法解释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的姑姑要保持一定的收入，所以才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普通的个人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以，价格下降，他要保持收入不变或者收入增加，就必须增加产量。产量增加了，在现有价格下，销量将相应地增加，收入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在坐标图上表现为供给曲线的移动。卢周来先生显然是将“供给”与“供给量”混淆了。

总之，在我看来，运用经济学解释或者分析实际问题，需要尽可能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话。如果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感性分析，恐怕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途径。

2002年9月18日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1）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读朱锡庆的《有场景的经济学》

朱锡庆先生的副产品观点乃至其方法论，都暗含着门格尔的无目的秩序（或非意图秩序）的影子。“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副产品”，这与门格尔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往往是源于一大群人的非意图行为”并无二致。

我最早知道朱锡庆，是夏业良向张五常“发难”之后，朱锡庆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插路标的张五常》。后来，我听说，张五常对朱先生评价很高。

前一段时间，我又听到不同的说法。一位经济学教授跟我说，朱锡庆没有什么著作，写的文